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希望之伞国际基金会） 公开征集 Logo。 下面几组，是我们通过 AI 初步生成的方案。 欢迎大家留言评价、投票、提出修改建议。 同时，我们也正式向全球公开征集新的原创 Logo 设计： 原创设计稿一经最终采用，奖励 800 美元。 我们希望这个 Logo 不只是一个图案。 它应当能够表达： ▪ 希望与庇护 ▪ 信仰与尊严 ▪ 对压迫者保持清醒 ▪ 对受难者保留温柔 ▪ 在黑暗中依然坚持自由与善良 基金会长期关注： 宗教自由、民族文化保护、人权倡导，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体与其他弱势社群的现实处境。 投稿邮箱： hopehuihui@gmail.com 欢迎转发。 也欢迎真正优秀的设计师参与。 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c.

读李云飞《一片纯净的白》 李云飞老师在《一片纯净的白》中写道：“一个国王与一个贫民，同样穿着白衣，同样在烈日下行走，同样会衰老、死亡，并最终归于真主。” 读到这里时，我忽然意识到，克尔白前那一片纯净的白，或许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宗教仪式，它更像是在不断提醒穆斯林：不要忘记自己的尺度。人在天房前，会暂时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阶层和财富。他首先是真主的仆人。而这一点，恰恰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所要求的最高忠诚之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矛盾。 现代国家告诉人，你首先属于民族；伊斯兰告诉人，你首先属于真主；现代国家要求最高忠诚指向国家，伊斯兰要求最高忠诚指向安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穆斯林究竟应该追求什么。随着这些年对现实的观察越来越深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民族主义，我们不需要把伊斯兰降格为民族政治的工具，我们不需要建立在血缘、种族和身份之上的优越感，我们也不需要把信仰寄托于任何一个终将消失的政权。 中国穆斯林近代以来最大的困境之一，或许恰恰在于不断试图依附现实权力，每一次王朝建立，都会有人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会有人相信只要足够顺从便能获得永久安全；每一次危机来临，又总会发现自己重新成为被怀疑、被排斥甚至被牺牲的对象。因为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安全感，最终都会随着权力一起消失。 而今天，当我们反对中共针对穆斯林的系统性压制与文化灭绝时，也同样会面临一个困惑：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是要求平等权利，那么实际上仍然是在既定框架之内争取一个更好的位置。可问题在于，中共所代表的这种高度集权体制，无论从信仰还是从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来看，都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终点。向一个注定会消失的体系争取平权，本身并不能回答更深的问题。 平权之后呢？获得自由之后呢？获得承认之后呢？我们最终要去向哪里？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伊斯兰历史上的另一种分化：伊斯兰诞生之后，无数伟大的学者试图理解启示、理解世界，也理解未来。他们著书立说，建立教法学、神学、哲学与政治理论，这些思想遗产曾经创造了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但后来，许多人逐渐把先贤留下的答案，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终极答案，于是原本用于探索世界的工具，变成了限制思想的围墙；先贤们本来是在思考，后人开始背诵；先贤们本来是在开路，后人开始守门。与此同时，也有另一部分人意识到，人终究无法完全看透未来，于是他们停止向外寻找，开始向内寻找；他们走向灵魂、走向内心、走向苏菲。他们试图通过净化自身来接近真主。 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单纯依靠政治，还是单纯退回内心，都无法完成文明的复兴。前者容易沦为权力，后者容易沦为逃避。而今天的穆斯林世界，似乎依然徘徊在这两种道路之间。 也许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答案。恰恰相反，从古典教法学派到各种政治理论，从改革主义到复古主义，从民族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人们已经提出过太多答案。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重新提问的勇气。因为安萨里不是答案、伊本·泰米叶不是答案、麦瓦尔迪不是答案、苏菲先贤也不是答案，他们都只是各自时代留下的路标。而路标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让人停留在那里，而是提醒后来者继续向前。 几年前，在负责朝觐工作的时候，我曾连续好几年纠结于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设计一套能够代表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服饰。为此，我专门请设计师进行了大量设计，中国风的、阿拉伯风的、中西结合的，传统款的、现代款的，前前后后看过几百种方案。三四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一款真正让我满意。当时我始终说不清原因，后来才慢慢明白，也许问题本身就不存在答案，因为中国穆斯林原本就不需要一种固定的服饰去定义自己，我们穿长袍可以礼拜，穿西装可以礼拜，穿工装可以礼拜，穿运动服同样可以礼拜。伊斯兰从来没有要求穆斯林必须用某一种服饰证明自己。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衣服，而是衣服里面的人。 前几天，我和马聚老师一起散步时，看到许多房屋门前挂着各种旗帜，有美国国旗、有州旗、有大学旗、有退伍军人旗、也有各种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旗帜。我忽然冒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挂什么旗？和马老师接连讨论了好几天，我们发现自己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恰恰就是答案，因为我们原本就没有一面属于自己的旗。或者说，我们可以是任何一面旗，旗帜会更换，国家会更替，王朝会消失，民族的边界也会不断变化，可这些东西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存在。 真正值得追求的，从来不是某一种服饰，也不是某一面旗帜，它们或许能够表达身份，却无法定义信仰，它们或许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却无法代表永恒。 直到读到李云飞老师笔下那片围绕克尔白流动的白色时，我忽然有些明白了，或许中国穆斯林一直寻找的，并不是一种服饰，也不是一面旗帜，因为在天房前，所有旗帜都毫无意义，所有服饰都会趋于简单，所有身份都会被剥离。克尔白前那片纯净的白，它真正昭示的或许不是某种政治理想，也不是某种民族理想。它是在提醒每一个人：你首先是真主的仆人，然后才是其他一切。当一个人重新找回这个秩序时，许多问题或许都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会有自己的位置、民族会有自己的位置、文化会有自己的位置、权力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人，也会重新知道自己的位置。 也许，中国穆斯林未来真正需要寻找的，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归宿。而是一种无论身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之下，都能够保持信仰完整、人格独立和内心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道路或许漫长，甚至没有任何现成的模板可以照搬，但至少，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要什么，而这，往往正是找到方向的开始。 moshilun11.com/2026/05/blog-…

何惧之有 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穆斯林的坏消息似乎一个接着一个传来。消息真假虚实不一，但当这些零散的信息不断拼接在一起时，人们看到的，却是同一个方向。 新月、圆顶和宣礼塔都纳入了拆除的计划；新疆进一步压缩清真寺开放时间，限制礼拜活动，宗教书籍被收缴销毁，朝觐被暂停，宗教人士被抓捕、判刑，年轻人被禁止学习宗教知识，清真概念被持续污名化。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里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正在不断扩散，而平台却往往听之任之甚至是纵容。“杀一批就老实了”“国家下命令我第一个响应”“有点苗头就应该杀一批”“人权不值一提”……这些话并不只是几个极端网民的情绪发泄。它们所反映的，是一种越来越危险的社会氛围。 当一个群体被不断污名化、不断妖魔化、不断被描述成潜在威胁时，人们会逐渐失去对他们的共情能力。先把他们定义成问题，再把他们定义成隐患，最后把伤害他们变成一种正义。纵观人类历史，许多迫害都是这样开始的。 中共推动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害怕某一座清真寺、某一本《古兰经》或者某一个阿訇。它真正害怕的，是一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对于任何高度集权的体系而言，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所有人的思想、情感、认同和忠诚都指向同一个中心。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另一套善恶标准，穆斯林首先是安拉的仆人，信仰首先服从真主，善恶首先来自启示。这种独立性，本身就构成了集权体系最不喜欢看到的东西。问题也从来不在于清真寺长什么样，也不在于《古兰经》印刷了多少本，更不在于穆斯林是否朝觐。问题在于：他们希望重新解释经典，重新定义信仰，重新塑造宗教，最终让宗教成为权力叙事的一部分。 虽然，今天的现实很严酷，让人愤怒，让人沮丧，甚至让人感到窒息。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独裁者们的这条路从未成功过。因为权力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只能管理人的行为，却无法真正统治人的内心；它可以拆掉一座清真寺，却无法拆掉人对安拉的敬畏；它可以收走一本《古兰经》，却无法收走人们已经记住的经文；它可以禁止一代人学习宗教知识，却无法阻止下一代人重新寻找自己的信仰；它可以让人因为恐惧而沉默，却无法让人永远忘记自己是谁。所有试图消灭信仰的人，最后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他们面对的从来不是几座建筑、几本书或者几个宗教人士，而是人类内心对于意义、归属和永恒的追寻，而这种追寻，比任何政权都更加漫长。 《古兰经》中说：“我必定考验你们，直到我显明你们中奋斗的人和坚忍的人”（47:31）。对信士而言，考验从来不是安拉遗弃的证据，恰恰相反，它往往是安拉筛选人与提升人的方式。如果一个民族从未经历考验，它或许会安逸，却很难成长；如果一个群体从未经历压迫，它或许会繁荣，却未必懂得珍惜信仰。伊斯兰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篇章，往往都诞生于最黑暗的时代。麦加时期如此，安达卢西亚如此，苏联时期如此，中国穆斯林近代以来的历史同样如此。因为真正塑造信士的，从来不是顺境，而是坚忍。何惧之有。 安达卢西亚的国王们消失了，《古兰经》还在；贩卖黑奴的奴隶主们消失了，穆斯林还在；苏联共产党消失了，伊斯兰还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已经埋进黄土，中国穆斯林依旧还在；何惧之有？ 那些自以为掌握历史方向的人，总以为自己代表未来，最终都成了历史的注脚；真正穿越时代的，从来不是权力，而是信仰。真正能够跨越高墙、跨越边界、跨越朝代更替的，也不是权力，而是信仰；何惧之有？ 他们试图让人忘记安拉，可每一次压迫，反而会让更多人重新思考安拉；他们试图让人远离教门，可每一次苦难，反而会让更多人重新回到教门；那些被他们视为必须消灭的信仰，却总能穿过废墟，再次生长出来；安拉的光明，终将圆满。所以，何惧之有。

猥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每遇社会压力聚积，执政者为转移矛盾，必会有意无意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人把它当作祖宗遗训，当作一种洞察人性的经验之谈，甚至当作处理民族关系的底层逻辑。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话中看出任何“智慧”，而是懒惰地将所有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标签，用无耻的姿态莫名其妙的甩锅给毫不相干的弱势群体，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猥琐。 它告诉人们：不要了解他，不要接近他，不要倾听他，只需要确认一点——他是不是“我们”，同时，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造成的，它从不解决问题。它只是寻找替罪羊。这种甩锅下，剩下的你只要去仇恨就可以了。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杀死汉人最多的，从来不是所谓的“异族”，而是汉人自己：黄巾之乱如此，三国战争如此，八王之乱如此，黄巢如此，张献忠如此，太平天国如此，军阀混战如此，国共内战亦如此。进入现代以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主体，同样还是汉人。 仅太平天国战争一项，死亡人数便高达七千万至一亿人。而二十世纪数次政治灾难和人为饥荒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更是以千万计。 如果单纯从死亡人数统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者并不是所谓“非我族类”。恰恰相反，最大的灾难往往来自内部失控的权力、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一次次以拯救天下为名发动的内部战争。对此，历史闭上了眼睛。相反，一旦涉及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便会被重新搬出来。 翻阅历朝历代正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会浮现出来。中原王朝的扩张往往被称为统一、开疆拓土、经营边疆。而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则被称为入侵、犯边、南下。同样是战争，同样是扩张，同样是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但因为掌握史书的人不同，历史便拥有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巨大的幻觉被逐渐塑造出来：仿佛汉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是受害者，而周边民族则始终是觊觎者和侵略者。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人，我对此有着切身感受。按照官方民族分类，我属于回族。但如果从语言、长相、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来看，我和绝大多数汉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一个汉语汉字，阅读同样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绝大多数回族和周边汉族的区别仅仅是不吃猪肉，仅此而已， 然而近代以来，这样一群人与汉人的共同历史不断被淡化、切割和重构，被区别、被定义、在被标签化，最终被固定进一张民族分类表格。当这种分类完成之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各种污名开始出现，各种伪史开始传播，各种关于忠诚度的怀疑不断重复。 一个人只要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便天然具有某种危险性。清真寺被改造，宗教教育被限制，经典被查禁，宗教书籍被收缴，宗教身份被不断重塑。 所有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技术路径：先在表格上定义风险，再在现实中实施改造。历史上所有走向文化灭绝与大规模迫害的悲剧，莫不始于这种对‘异类’的流水线化生产——先定义谁不是‘我们’，再恐吓人们去害怕他们，最后让整个社会习惯于他们的消失。 而历史上所有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和大规模迫害，几乎都遵循同一个逻辑：先定义谁不是“我们”，然后告诉人们为什么应该害怕他们，最后让人们习惯于他们遭受的一切。纳粹如此，卢旺达如此巴尔干如此，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莫不如此。 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会成为一切歧视、一切污名化、一切迫害最方便的思想工具，它让人停止思考，停止理解，停止共情，最终停止把对方当作人。 然而，民族主义从来不会止步于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当一个社会习惯于用身份去划分敌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通过制造“异类”来维持团结，当人们习惯于用血统和标签代替事实与理性，那么这种逻辑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因为总会有新的异类被创造出来。 当一个社会开始依赖仇恨维持团结的时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仇恨。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更像是一句懦夫的话，一句拒绝理解世界的话，一句为未来埋下灾难种子的话。那些今天沉迷于民族主义狂欢的人或许终将发现：每一次针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每一次针对差异的打压，每一次以统一和安全为名进行的文化清洗，最终都会成为伤害整个社会的回旋镖。 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于用身份决定命运的时候，最后受伤的，从来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它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汉民族自己。

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杀戮来消灭穆斯林，却没想到这反而开始让世界上所有拥有良知的人都成为了穆斯林。

给一阿拉伯兄弟的回信： salam，亲爱的兄弟：祝您和您的家人古尔邦节吉庆（Eid Mubarak）。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来信，也感谢您对中国穆斯林的关心，以及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真诚关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您亲自前往兰州、西宁、循化和临夏等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亲眼观察和了解当地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太多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讨论，往往是在没有真正倾听中国穆斯林声音的情况下进行的。 同时，我也希望您在亲眼见过这些社区之后，能够将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如实地转告给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普通穆斯林民众。 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穆斯林正在经历越来越严格的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限制。在许多地区，大量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者被强制改造，原有的伊斯兰建筑特征被移除。青少年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宗教学习班和经堂教育被迫停止。部分地区的学生、公职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在斋月期间被禁止或变相禁止封斋。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民间宗教学习活动被取缔。 与此同时，“清真”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有关部门以反对“清真泛化”为名，对清真标识、清真食品以及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进行限制。在一些地方，穆斯林甚至被鼓励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经常被置于安全和反恐的话语框架之下，社会上针对穆斯林的误解、污名化和偏见也明显增加。 许多中国穆斯林认为，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而是一种针对宗教身份、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的系统性重塑。 关于您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分中国清真寺燃香的问题。 这属于伊斯兰教法中**“习俗（'Urf）”**的范畴。穆斯林历来喜爱香料，净化和熏香清真寺也是圣行（Sunnah）所鼓励的。但在历史上的中国，阿拉伯世界常见的香料或香炉不易获得，定居于此的穆斯林便利用当地带有香味的竹签线香作为替代品，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久而久之，这种做法在某些地区演变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视觉习惯。它并非把香当作崇拜对象，其本质依然是为了践行圣行中对“洁净与芳香”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宗教义务，而更多属于地方文化现象。事实上，中国许多清真寺并不存在燃香的习惯。 第二，关于部分地区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服饰的问题。 这恰恰是伊斯兰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最有趣的一次融合。在伊斯兰传统中，白色本就是先知最推崇的洁净之色，亡人的裹尸布（Kafan）亦为白色。而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同样以白色为核心（即“喜红丧白”）。因此，中国汉语系穆斯林在葬礼上穿白色衣服，既符合伊斯兰对圣行颜色的要求，又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本土社会的伦理习惯。这种文化互文，在波斯或南亚穆斯林世界也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义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开始按照更加符合主流伊斯兰教法的方式举行葬礼。因此，这种带有地方传统色彩的白色丧服习惯正在迅速减少。 第三，关于中国暂停2026年穆斯林朝觐的问题。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朝觐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因此暂停了本年度中国穆斯林赴麦加参加自费朝觐活动。 不过，许多中国穆斯林会将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有人试图将其与某些个别事件联系起来，包括我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接受采访，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相关舆论产生的影响有关。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从更长远的政策背景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暂停朝觐并不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所作出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与宗教政策整体发展方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所谓“宗教中国化”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在组织管理、公共表达、宗教教育乃至部分宗教实践方面，与官方的政治叙事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 因此，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年是否允许朝觐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宗教越来越不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信仰体系，而被纳入国家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宗教活动需要审批，宗教解释需要引导，宗教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制度化管理。 当一项宗教义务是否能够履行，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政治解释甚至意识形态考量的时候，这项宗教实践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希望以上回答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处境和相关背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我非常愿意继续与您交流，并尽我所能如实地回答。 愿安拉赐予您平安、吉庆与引导。 马瑞林 美国纽约

“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 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始终留在我的心里。或许，这也是支撑我最终站出来的最大动力。 面对中共针对中国穆斯林持续推进的系统性同化与灭绝政策，我比许多人更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我曾经身处其中，曾经是这个体系最前沿的工作人员之一。我知道那些文件是如何制定的，知道那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地的，也知道那些看似温和、看似无害的表述背后，最终会通向什么地方。 他们并不是今天才想这样做。很多事情，以前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不是没有计划，而是时机尚未成熟。 而我们太多人，却把野兽伏击猎物前的短暂蛰伏，当成了永久的春天；把暂时的沉默，当成了危险已经过去；把一次次试探，当成了善意的退让。 很少有人愿意去看那些轨迹。但对我而言，这不是猜测。这是通过已经发生的轨迹，看见尚未到来的未来。 所以当我环顾四周，看见的是等待，是侥幸，是躲闪，是“再等等看”的眼神。很多人寄希望于别人站出来，很多人相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很多人以为只要低头顺从，灾难就会从自己身边绕过去。 可历史从来不是这样运转的。总要有人站出来。总要有人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说出来。总要有人告诉后来的人：危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往往是在无数人的沉默中一步步长大的。 所以我站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特别勇敢才站起来，而是因为我知道得太多，看到得太清楚。当一个人已经看见悬崖，却依然选择沉默，那种沉默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参与。 站起来的代价确实很大，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有时候，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些时候，人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 站起来，也许会受伤；也许会失去；也许会孤独，但不站起来，最终剩下的，往往只有屈辱。 一个人最大的失败，不是被强权击倒，而是在明知真相的时候，亲手放弃了自己的良知。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那些年轻人在1989年说出的那句话，也是我想说的话： “It’s my duty.” 这是我的责任。

近日，宁夏某地伊斯兰教协会的微信群通知要求各清真寺迅速组织人员，对教长室、图书室进行全毯式排查。指令简明而冷酷：凡是无正规出版社、无条形码、无价格、无销售商的“非法出版宗教书籍”，一律集中收缴，统一销毁。 标准如此精确，又如此荒诞——在权力的漏斗里，几百年的手抄经典、代代相传的信仰注解，因为没有贴上现代商业的商品标签，便沦为了等待付之一炬的废纸。 看到这份通知，我并不意外。这场针对文字与信仰的围猎，早已风干成了长达数年的日常。 涉伊斯兰教出版物的命运，是一幅政策尺度不断收紧的晴雨表。 2015年以前，审查虽如履薄冰，但生死门前还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出版社为了避险，会将书稿送交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我曾受托审核过几部译作，最终给出具的正式公函：“经审核，未发现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内容。”即便如此，一年能侥幸降生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2015年开始，风向变了，出版社谈“伊”色变，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词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被确诊为“政治病毒”。 到了2018年前后，审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考古。我的许多同事每人抱着一本《古兰经》汉译本或《圣训》汇编，逐字逐句地在字里行间掘进。他们用荧光笔在“战争”、“打击”、“杀死”等词汇上画圈，如获至宝，仿佛抓住了某种隐秘的罪证。兰州阿语中专学校就一次性被查抄了三大卡车图书，并拉到郊外付之一炬，巧合的是，专门负责烧那三车书的是兰州安全部门的一回族小伙。 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定格：千年古寺，藏经阁巍然耸立，典籍汗牛充栋，仿佛知识本身都能堆满整座楼阁。然而现实中的中国清真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空旷的礼拜殿，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靠近窗台的角落，零零散散躺着几本已经被无数双手翻得卷边、开裂、泛黄的《古兰经》手抄本和影印本。除此之外，往往再无多少像样的宗教读物。没有成排书架，没有浩瀚典籍，没有代代累积的知识宝库，只有空旷的礼拜殿、沉默的阳光和几本顽强存活下来的旧书。仿佛整个时代留给中国穆斯林的知识遗产，都被浓缩在那几页已经发脆的纸张里。唯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中国穆斯林》杂志，整齐划一地摆放在每一座清真寺的书架上。而真正的神学经典、教法文献，长期处于被流放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大约2010年前后，宗教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曾经大力推动所谓“农家书屋”进寺院活动。一些地方把农家书屋设在清真寺里，那些崭新的书架上，塞满了农技与政策，唯独容不下一本解释信仰的经典。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的场所，在长达千年的传统中，它更是一所传承语言、道德与神学的学校。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的铁律被严厉执行，信仰的脐带被拦腰斩断。当年轻一代无法接触经典、无法聆听导师、无法感知宗教教育的温度时，这种文明的物种便在统计学意义上走向了实质性的脑死亡。今天，收缴那些残存的、翻烂的旧教材，意味着最后一片精神自留地将被彻底沙化。书架空了，经堂静了，一个群体的灵魂便失去了栖息的肉身。 很多人以为，中共是在打击某些书。其实不是，他们是在争夺解释权。因为任何经典都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应当服从，什么不应当服从。而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书背后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体系。任何宗教都意味着另一套判断标准，任何经典都意味着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任何宗教共同体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他们收走书籍，垄断经典的解释权；他们改写经文的注释，重新定义信仰的边界；他们干预宗教教育，塑造符合权力需要的宗教形态。这正是近年来所谓“宗教中国化”的核心逻辑。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古兰经节选简注》，其中大量加入习近平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宗教中国化”等内容，这实际上揭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他们明白，无法让穆斯林放弃《古兰经》，那么就让《古兰经》按照他们的方式被阅读。他们真正害怕的，也不是书架上的纸张，而是书本之外那些无法被权力彻底控制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查禁图书。它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宗教与文化改造工程。其目的不仅是管理宗教，而是重塑宗教；不仅是规范信仰，而是重新定义信仰；不仅是控制今天，而是试图改造未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悲观。因为今天不是秦始皇时代，也不是纳粹时代，也不是靠几把火就能消灭思想的时代。 《古兰经》说：“他们妄图用口舌吹灭安拉的光明，然而安拉必定使他的光明圆满完成，即使不信道者再如何憎恶。”（9:32）这节经文放在今天，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贴切，清真寺里的书架可以清理，图书馆可以搬空，纸质书可以收缴、可以烧毁；但电子书烧不掉，互联网烧不掉，人工智能烧不掉，分散在全世界数十亿设备中的知识烧不掉。 历史上所有的焚书者，都产生过一种掌握了“时间线”的幻觉，以为烈火能烧死异端。可他们最终都会绝望地发现：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狂妄与愚蠢。

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权力交接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经济危机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甚至民众的不满和国际制裁，也未必是独裁者最危险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独裁者而言，真正决定其命运的，往往是权力交接。 许多独裁者能够夺取权力，却未必能够安全地交出权力；能够统治国家几十年，却无法解决自己离开之后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继承的历史。 因为权力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继承者。 古代帝王对此看得极其透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匈奴，而是帝国如何传承；汉武帝晚年最大的精力放在太子问题上；唐太宗、康熙、雍正莫不如此。许多皇帝晚年最大的焦虑，不是疆域，不是财政，而是谁来接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最有能力推翻自己政治遗产的人，往往不是敌国，而是下一任统治者。 历史上弑父夺权、囚父夺权、兄弟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兄弟相杀乃至弑亲继位的传统；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推翻并囚禁自己的父亲沙贾汗；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武力重塑继承秩序；朱棣则以“靖难”之名夺取侄子的皇位。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事实：即使在血缘体系内部，权力也会腐蚀亲情。然而，尽管如此，纵观古今中外，父传子授依然是相对最安全的权力继承模式。原因并不复杂。儿子继承父亲，不仅继承权力，也继承家族命运。父亲留下的财富、盟友、军队、政治遗产以及历史评价，最终都会落到子孙身上。继承者维护前任的声誉，本质上也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家天下虽然未必高明，却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王朝能够延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因为血缘未必能够保证贤明，却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清算前任的动力。 而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它们否定世袭，却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继承者拥有与前任几乎同样巨大的权力，却没有与前任绑定的血缘利益。结果便是，切割前任往往成为继承者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后，其路线被重新调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迅速垮台；华国锋失势后逐渐被边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同样如此。 对于新的统治者而言，最容易建立权威的方法，往往就是重新定义前任。推翻部分政策，否定部分路线，清理部分人马，重组整个权力结构。于是，“清算前朝”逐渐成为现代集权体制中的一种惯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最高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围绕其形成的整个权力集团之中。 古代有一句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人把它理解成官场规律，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权力继承最残酷的现实：当新的权力中心形成时，旧权力中心及其附属网络，天然会被视为潜在威胁。因此，权力交接不仅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更替，也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重组。 习近平时代将这一规律以一种极其公开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二十大闭幕式上，已经退休十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无论外界如何解释这一事件，它都成为中国政治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因为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未必能够真正脱离后来形成的新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过去十余年间，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大量政治网络、军队系统和官僚体系也经历了深刻重组。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到孙政才等人的落马，无论官方如何定性，从政治结果来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任时代留下的大量核心力量逐渐退出舞台，而新的权力体系不断建立。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晚年往往会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亲手打造的权力机器，一旦交到别人手中，也可能反过来指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集权体制最大的难题，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古代帝王至少还有血缘继承作为最后的安全网。现代独裁者却往往失去了这种保障。对于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反对派，而是接班人；最难预测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未来。 因此，所有高度集权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权力中心，谁能够保证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信以及自己所建立的一切仍然安全？这个问题，秦始皇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直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独裁体制，也依然没有解决。 如果把问题具体放到习近平身上，那么他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如何继续掌权，而是如何安全地离开权力。他亲手拆毁了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隔代指定与任期退出机制，将自己推上了一辆无法减速、更无法下车的单行道。于是乎，习近平离开的唯一渠道是将权力传授给他的子女（包括私生的），除此外，很难不被下一任刨了祖坟，灭了九族。

金色曼哈顿

美联社的这篇报道值得仔细阅读。

并不是说今天的汉服不好看，也不是说传统服饰没有美感。事实上，很多经过现代改良的汉服确实很漂亮，拍照好看，视频出片，走在古城景区里仙气飘飘，放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无数。 问题在于，当一些人开始把它上升到“民族复兴”“文化回归”“血脉觉醒”的高度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没人回答得出来：究竟恢复哪一种传统服饰？秦汉？魏晋？盛唐？两宋？明制？还是恢复清朝以前的一切？ 如果唐朝算传统，那么宋朝算不算背离传统？如果明朝算传统，那么唐朝又算不算异端？如果所有朝代都算传统，那么所谓“恢复传统”究竟恢复的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已经在引入外来元素；盛唐服饰里有大量西域风格；元代、明代、清代又各有各的特点。中国人穿什么，从来都是跟着时代走，而不是跟着祖宗走。 唐人觉得自己穿的是时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传统服饰”；宋人也不会每天照着汉代画像给自己搭配衣服；明朝人更不会觉得自己应该穿回唐装才算文化自信。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穿的是现代服饰。服饰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淘汰过去、创造当下的历史。 今天的人觉得唐装好看，唐朝人可能觉得那是最新潮流；明朝人觉得自己的衣服体面庄重，也不会认为自己在扮演古人。 说白了，人类在服饰上的审美规律其实很简单：永远是以当下为美，以过去为旧。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 问题在于，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中东国家，虽然服饰也发生过变化，但传统服饰从未彻底退出日常生活。今天的日本仍有人穿和服参加节庆和重要场合；韩国的韩服依然有现实生活场景；阿拉伯长袍至今仍是很多人的日常着装。因此这些服饰并没有真正断代。人们每天都能看见，自然不会觉得突兀。 可中国不一样。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服饰经历了近乎断裂式的变化。长袍马褂退出历史舞台，旗袍与中山装兴起；后来全国满街军绿色和蓝灰色；改革开放后又迅速全面西化，牛仔裤、T恤、西装成为主流。几代人下来，中国人的审美体系、生活方式和身体习惯早已完成重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看汉服，却不喜欢穿汉服。喜欢别人穿，自己不穿；喜欢拍照穿，不喜欢上班穿；喜欢节庆穿，不喜欢买菜穿；喜欢在景区穿，不喜欢坐地铁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服饰已经不是生活方式，而是表演道具。 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符号，然后才是一件衣服。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传统服饰复兴”，复兴的其实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想象。因为很多今天流行的汉服，本身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复原。有的领口像唐代，有的袖子像宋代，有的下摆像明代，再加一点现代剪裁、现代面料和现代审美，最后变成一种混合型产物。说得直白一点：很多所谓“汉服”，更像是历史元素的拼盘。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文化本来就允许创新。 真正荒唐的地方在于，当一种现代人重新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传统”，甚至进一步被赋予民族主义意义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因为连创造它的人都说不清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却开始要求别人接受它代表“中华传统”。 更荒唐的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自己平时穿着西装、运动鞋、牛仔裤，却热衷于让别人穿所谓传统服饰。 尤其当这种符号开始被强加到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时候，那种荒诞感就达到顶峰。孩子们被穿上所谓“中华传统服饰”，站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可这些服饰既不是他们祖先的服饰，也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日常服饰。它们更像一种政治戏服。这些孩子不是在展示文化，而是在完成一种身份表演。他们被要求通过服装告诉所有人：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成为谁。 于是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早已不穿传统服饰的社会，却开始热衷于让别人穿上它；一个连传统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群体，却开始替别人定义传统；一个早已完成现代化服饰转换的民族，却试图通过舞台表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活在古代。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这样。真正的文化是活着的，是自然延续的，是人们愿意穿、愿意说、愿意相信、愿意代代相传的东西。 而不是从博物馆里翻出几张古画，从历史书里抄出几个元素，再经过现代设计重新缝制之后，披到别人身上，然后告诉全世界： 这就是传统。 如果文化需要靠行政命令去推广，需要靠政治力量去塑造，需要靠孩子们穿着戏服去证明它的存在，那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往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东突厥斯坦，图伯特，南蒙古“自由杯”足球赛正式在纽约拉开序幕。 东突厥斯坦足球队主要由荷兰维吾尔年轻人组成；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世界各国维吾尔人支持下来到纽约参赛。 在昨天的首场比赛中，东突厥斯坦足球队以2:1胜图伯特足球队。 视频是首场开场前揍东突厥斯坦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