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虐猫狗事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 重庆某小区楼下，几百人站在夜色里。 他们手里没有武器，没有旗帜，没有组织者事先印好的传单。他们来，只是因为看到了那些视频，一个男人，以“领养”为名，系统性地对猫狗实施虐杀，全程录影，在网上贩售。被识别出身份的他，网名被称为“山姆打包哥”。 人群聚集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某个政治议程。他们是被一种古老的、前政治的东西驱动的：义愤。对残忍的义愤，对不受惩罚的残忍的义愤。 然后警察来了，但警察的重点，不是那个虐杀动物的男人，而是这些站在楼下的人。 首先、清场，是第一反应 理解这一切，必须先理解“群体性事件”这个词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重量。 它不是描述性的，它是警报性的。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任何聚集，无论起因是环境污染、征地纠纷，还是愤怒于一个虐杀动物的男人，都会触发同一套应对程序：疏散、管控、上报，但上报是最后一步，也是最不情愿的一步。 重庆事件中，基层的第一反应高度一致：驱散人群，带走部分志愿者，迅速清空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快速删除。警方对李某（山姆打包哥）的处置，最初以“高空抛物”等名义进行，这个定性本身就耐人寻味，仿佛虐杀是附带问题，而那几百个站在楼下的人，才是需要被“处理”的核心议题。 这不是个别官员的判断失误，而是一整套激励结构在运作。中国基层干部的考核，长期与“零上访、零事故、零群体性事件”深度绑定。上报坏消息，意味着自己的辖区“出了事”；压下去、拖过去，才是对仕途最安全的选择。维稳做得好，是政绩；让事情捅上去，是失职。 于是逻辑就此确立：聚集本身，比聚集的原因更危险。 这个逻辑的代价，在重庆事件中立刻显现。原本对着一个虐狗男人的愤怒，在警察粗暴清场之后，转了方向。志愿者被带走的视频、民众被推搡的画面，重新在网上流传。 “放人”的呼声出现了。人们开始讨论的，不只是那个男人，而是：为什么保护施暴者的速度，快过保护动物的速度？ 矛盾被转移了，也被放大了。基层制造了一个新的不满，来替换那个本可以被司法程序消化的原始不满。 第二、一条我们见过的逻辑链 2019年12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一个医生群里提醒同事，有病人出现类似SARS的症状，要注意防护。他的本意，不是发布公告，不是挑战权威，而是在同行之间传递一个职业本能的警示。 几天后，他被警方传唤，被要求签署一份训诫书，承认自己“发表了不符合事实的言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他签了，回去上班，继续工作，最终因感染新冠肺炎在2020年2月去世。 李文亮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已成为某种隐喻的象征。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在于医生个人的命运，而在于它清晰地暴露了信息在威权体制中向上传导时的系统性失真。 失真的路径是这样的：基层官员的考核绑定“零事故”，上报危机信号等于承认自己的辖区存在问题，于是负面信息在每一个层级都被过滤、淡化、重新包装。真实的警报被标记为“谣言”，谣言的散布者被当作“群体性事件风险”来处理。等到信息终于无法再被压制、不得不到达决策层时，黄金窗口往往已经关闭。 李文亮被训诫，是这条逻辑链的一个节点，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武汉疫情初期的延误，也是这条逻辑链的结果，而不是某几个官员的个人失德。 回头看重庆。一个虐杀动物的男人，和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在规模和后果上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但驱动捂盖子的那套机制，是同一个。基层优先“情场”而非“解事”，优先“删帖”而非“调查”，优先“保太平”而非“讲清楚”，这不是偶发的失职，而是激励结构必然生产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小事”在中国都可能变成“大事”：不是民众天生喜欢闹，而是体制告诉他们，只有闹大，才可能被认真对待。 所以，中国下一次如果突然爆发全国性的黑天鹅事件，也肯定是同样的发展路径！

据传现场死亡人员被炸的尸首分离❗️且发生多次爆炸 6月11日，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兴安镇灵湘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七人死亡 ，爆炸发生在深夜，事发区域突然出现强烈火光，火焰在黑暗中明显升起，周边被橙黄色火光照亮。 警方称初步排除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税务系统扩编果然给力， 相信下半年应该能出更多的战绩！🤣

美团开始裁员啦❗️ 而且包括美团的基本盘-外卖事业部 一网友评论道： 送外卖的时候会后悔自己编的操蛋算法吗？ 这个回旋镖来的真快🤣

WOW，加拿大进了一个 现在1比1， 在最后的十几分钟还能再进一个吗？

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政治犯的时候, 另一个群体也不应该被忘记, 那就是政治犯的家属群体. 1996年我被中共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宣判之后，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为什么是锦州监狱？当局至今没有给过任何明确合理的解释。想来想去，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局为了直接惩罚我的家人，以便间接惩罚我。换句话说，服刑地点的选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重惩罚。 当局心里很清楚，我家人也再三表示过，不管把我关押在哪里，家人都不会放弃每个月探视我的权利。因此，故意送到山海关之外，冰天雪地的东北，能够达到的效果只有一个，就是使得这样的探视变得异常地艰辛。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关押在锦州监狱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家人每个月从北京坐火车北上，到锦州再换乘公车，手里还提着各种送给我的物品，包括沉重的书籍，但是依然风雨无阻地前来探视。 尤其是我的母亲，经过1989年之后的反覆折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是那十八个月，每个月这样长途跋涉，这样的艰辛对她的身心都是极大的折磨。而折磨她，就是当局的目的，否则你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回顾人类历史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有很多的政治犯因为牺牲而载入了史册，但是他们背后的家属群体，是不容忽略的。从原沙皇俄国时期十二月党人被流放时，家人的陪同流放；到台湾美丽岛大审之后，政治犯的妻子们集体代夫出征投入政治犯对运动；从丁子霖老师组织天安门母亲们持之以恒地抗争，到师涛的母亲只身远赴联合国人权会议，为儿子大声呼吁。没有这些家属的支持，历史的这一页就不是完整的。 而今天, 各种直接或间接地牵连家属的案例, 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 我们在关心政治犯本人的同时, 也应当关心那些母亲，妻子，丈夫和孩子, 他们, 也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人.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