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中国公司研发AI“预判 潜在的异议分子/政治风险对象”技术
6月1日,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家名为 Geedge Networks(极亿网络)的中国公司正在研发一种由AI驱动的预测性监控系统。
项目的目标不仅是 “监控已经存在的异见人士”,更是提前识别 “潜在的政治风险对象、异议分子”,实现对“未来异见者”的预测和监控。
这项技术的概念直接取材于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一个威权国家能够在公民尚未公开表达异议之前,就对其采取行动。
根据泄露文件显示,该系统试图通过分析个人的通信记录、社交媒体活动、地理位置及网络行为数据,并将现实中的行动轨迹与阅读书籍、观看影视作品等线上活动关联起来,构建更完整的个人行为画像。
随后再利用人工智能对个人进行分类和风险评估,通过分析行为模式“识别其意图”,发现所谓的“有害信息”(中国官方常用于指代政治异议或政府希望压制的内容),进而预测哪些人未来可能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或参与异议活动。
有研究人员说:Geedge 的项目令人联想到2002年的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政府通过预测系统判断未来谁可能犯罪,并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实施逮捕。
美国范德堡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技术代表着“大规模监控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新方向。
该公司的研发工作一度受到美国对华高端AI芯片出口管制的影响。
泄露文件显示,由于GPU算力不足,研发团队曾被迫使用较旧的人工智能模型和计算设备。
不过,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相关企业目前已具备支撑现有监控系统运行的算力基础,并持续推进下一代预测性监控技术研发。
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预测性警务”和智能监控体系建设,而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研究人员警告,未来这类技术不仅可能在中国国内使用,也可能作为监控技术出口至其他国家。
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表示:
“中国安全部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数据,而是数据过载。他们同时掌握的信息太多了。人工智能真正的价值在于帮助他们筛选数据、识别威胁。而他们能否大规模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得算力资源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出口管制如此重要。”
“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2025年9月,美联社报道: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深度参与了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建设。
调查称,IBM、Cisco、Dell、Intel、Nvidia、Oracle、Microsoft、Thermo Fisher 等企业曾向中国警方、政府部门或监控企业出售技术与服务,这些技术后来被用于“金盾工程”、预测性警务以及新疆的大规模监控与拘押体系。
AP以江苏农民杨国良一家为例,描述中国基层维稳系统如何借助数字监控追踪上访者。
杨家因土地被征收多年维权,其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电话等信息都被纳入监控,家门口也布满摄像头。多年来,他们多次试图进京上访,却常在出发前被拦截;杨的妻子和小女儿也被拘押,并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等指控。
这类系统并不只针对个别上访者。在中国,许多被标记为“重点人员”的人会被数字系统持续追踪、限制行动。在新疆,AP称相关系统曾将大量维吾尔人按照风险等级打分,依据包括年龄、蓄胡须、出国经历、宗教行为,甚至族群身份等因素,并据此触发盘查或拘押。
AP调查特别强调,美国公司带入中国的“预测性警务”技术,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基础。这类系统通过整合短信、通话、支付、出行、视频、DNA、快递、网络使用乃至水电数据,试图在所谓“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前”识别可疑人员。但在中国语境下,这些技术被用于提前控制异议人士、宗教群体、少数民族与上访者。
其中,AP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 IBM 合作,设计北京“金盾工程”的重要警务系统,用于互联网审查和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群体以及被认定为“麻烦”的村民。AP称其调查基于泄露邮件、政府蓝图、公司文件、采购记录以及超过100名中美工程师、官员、警察和专家的访谈。
报道还称,部分美国公司不仅出售通用技术,还在营销材料中直接使用中国维稳话语,例如“维稳”“重点人员”“异常聚集”“网警”“雪亮工程”“金盾工程”等。AP认为,这显示相关企业并非完全不知道其产品可能被用于政治监控和压制。
面对质疑,多家公司回应称,它们遵守了当时及现行的美国出口管制、制裁和相关法律。IBM表示,若旧系统今天被滥用,也已超出其控制范围;Cisco称其致力于人权,但反对因合法出口通用产品而承担无限责任;Microsoft则称未发现其“明知”向军警出售相关技术的证据。
AP指出,2019年后,随着新疆问题引发国际关注与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监控体系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早已为中国数字警务奠定基础,此后中国企业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实现替代。
以“安全”“反恐”“效率”为名的技术,一旦进入缺乏司法制衡与公民权利保护的系统,就可能从商业产品变成社会控制工具。而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监控技术滥用的警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