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不可能不反共，不可能不为中国人发声。 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そして普通の中国人として、中国共産党に反対しないことはあり得ないし、中国人のために声を上げないこともあり得ない。 As a human being, and as an ordinary Chinese person,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oppos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mpossible not to speak ou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前几天中国高考，中共又给中国人宣传什么祖国强大，家长们望子成龙，孩子们努力拼搏这一套陈词滥调了。 确实，高考也算是中国人唯一能相信的公平竞争了，比起其他，这是寒门子弟唯一的翻身机会，毕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中国这个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但同样遮不住共产党治下的等级划分，人与人的不平等。 先说户籍的不公平，这层不公平，很多人知道但无可奈何。同样的试卷，北京考生550分可以上北大，河南考生需要680分。农村孩子从起跑线就输了130分，这130分不是努力可以弥补的，是出生地决定的。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不公平，暗处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黑暗，权贵子弟进大学，有几套操作路径，每一套都无懈可击，每一套都让普通家庭的孩子无从察觉： 1.艺术体育加分：这是最常用的通道之一。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可以获得大幅加分，有时高达20至50分。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能争取到这些加分。 官员子弟的操作是：证书可以买，成绩可以改，体测可以替考。 多地爆出的“体育加分造假”丑闻，从来只处理基层执行者，从未追究背后的权力链条。 2.自主招生名额：顶尖高校有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名额，官方理由是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学生。 这个渠道在实际操作中，是权贵阶层最稳定的入学通道之一。推荐信、面试评分、材料审核，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每一个环节都缺乏透明监督。 3.转学与调档：考试成绩出来后，通过关系将档案从低分院校调入高分院校，这在地方层面是长期存在的潜规则。涉及的操作链条包括：招生办官员、省教育厅人员、目标院校招生负责人。每一个节点都需要打通，打通的方式只有一种。 4.复读与补录：落榜后，通过关系在补录阶段进入原本分数线够不上的学校。这个操作更隐蔽，因为补录名单和程序透明度极低。 更大的问题：考上了又怎样 即使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真实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面对的是另一层不公平。官员子弟在父母还在位的时候，工作早已安排妥当：进国企、进政府机关、进事业单位，最好的位置优先留给有关系的人。 普通大学生手持文凭，投递简历，参加笔试面试，最终发现很多岗位的结果早在招聘开始前就已经确定。 公务员考试也是如此，笔试可以靠实力，面试却是另一回事。面试评分由考官主观打分，没有录音，没有录像，没有申诉机制。一个靠背景内定的人，只需要在面试中不出大错，分数自然会配合他的需要。 中国网络上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不是段子，是无数普通家庭孩子的亲身经历。他们用十二年的努力换来的高考成绩，在一个电话面前可能一文不值。 中共每年都要编造一些高考神话，因为中共需要高考神话。 一个存在上升通道的社会，更容易维持稳定。人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社会不满情绪最有效的缓冲器。 所以高考制度被精心维护，分数线被公开发布，录取结果被透明公示，在看得见的地方，规则是公平的。但在看不见的地方，操作从未停止。 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寒窗苦读十二年，高考超常发挥，进入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与权贵子弟竞争。 他从起跑线就差了130分，大学里差了资源和人脉，毕业后差了关系和背景。中共告诉他：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然后告诉他：成功靠的是个人努力。失败了，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问题是，很多人信了，真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

大逃港（下）：中国人用脚投票的历史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 因为深圳河对岸，就是香港。在特区成立之前，这条河见证了三十年的大逃港历史，数十万人从这里出发，冒死游向对岸，用生命投票，拒绝留在那个让他们活不下去的体制里。 中共选择在逃亡出发地建立改革示范区，本身就是一种隐晦的承认，人们不断出逃，是因为这边比那边差。需要建一个地方，让人们看见留下来也能有出路。数十万人宁可冒死出逃，说明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已经让人活不下去。 香港的繁荣就在眼前，每天都在提醒深圳河这边的人：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语言，对岸为什么那么不一样？ 深圳特区，是中共第一次被迫承认市场和开放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但它学的不是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只学了香港的市场机制。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治体系、独立司法、新闻自由。最终变成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人均GDP长期位居全球前列。 深圳，在中共主导下建立了以廉价劳动力和政策优惠为核心的制造业基地。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面貌，以及一个贫富极度分化、工人权利极度缺失的社会结构。 虽然大逃港停止了，但在两种制度下，同一条河的两边，四十年后的差距依然清晰。 这个对照实验太打脸了，不能再让更多的中国人看见这样的差距，于是在2020年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中共强行终止。 《国安法》实施，香港的法治、新闻自由、独立司法被系统性拆解。大批香港人出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这一次，是香港人开始了自己的“大逃港”。 这是历史的讽刺： 七十年前，中国人冒死逃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自由。 七十年后，香港人争相离开香港，因为自由正在消失。 出逃的方向变了，出逃的原因没有变——人们永远在逃离不自由，奔向自由。

大逃港（上）：中国人用脚投票的历史 今天的香港，已经沦陷在共产党的铁蹄下，再也不是曾经那个自由繁荣的香港，离中国人最近的通往文明法治之地，从此成为历史。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香港曾是中国人的逃往自由的首选之地。 1949年至1980年代，数十万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游过深圳河或穿越山岭，逃往香港。这段历史，在中国的教科书里从未出现过。 大逃港不是偶发事件，是持续三十年的历史性人口流动。高峰期集中在几个时间节点： 1957至1958年：反右运动之后，大批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南逃。 1962年：大跃进饥荒最严重时期，广东农村饿殍遍野，数万人在短短数月内涌向香港边境，规模震惊中英两国政府。 1972至1979年：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又一波大规模出逃。 三十年间，估计有超过100万人成功抵达香港，另有数万人死于途中，溺死在深圳河，葬身于山岭，被边防士兵击毙。 逃港的方式，形式多样，但都充满艰险，九死一生。 水路——游过深圳河，或横渡大鹏湾直奔香港。深圳河看起来不宽，但水流湍急，夜间视野极差，溺死者不计其数。大鹏湾更是要命，距离香港数公里的开放海域，很多人游到力竭沉没。 陆路——穿越山岭，绕过边防哨卡，在黑暗中徒步数十公里。这条路有边防士兵巡逻，被发现轻则遣返，重则当场击毙。 证件——少数人通过伪造证件或贿赂官员获得合法出境资格，这是最安全但成本最高的方式。 1962年5月，广东边境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单次逃港潮。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已经持续三年，广东农村饿死人的消息传开，数万农民在短短几周内聚集边境，人数之多令边防部队应接不暇。 中共中央随即下令加强边境管控，大批解放军被调往广东边境。与此同时，香港英国当局也面临压力，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涌入，殖民地政府无力完全接收，开始将部分逃港者遣返。 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幕之一：逃离饥荒的人，在香港边境被遣返回饥荒之中。 这段历史最令人心寒的细节，是边防士兵的处置方式。据多位亲历者和历史学家的记录，边防部队奉命“坚决阻止非法越境”。坚决，意味着可以开枪。 有多少人死于边防士兵的枪口？没有官方数字，没有任何统计，这是中共永久封存的历史数据。 民间估计，三十年间死于逃港途中的人数，从数千到数万不等。 香港的另一面 成功抵达香港的人，命运大多数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香港的法治环境、经济机会、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让大批逃港者在短短几年内重建了生活。其中不乏后来成为香港商界领袖、学界精英、社会栋梁的人物。 同样的人，在深圳河这边是饥饿的逃亡者，在深圳河那边是努力打拼的建设者。 河只有几百米宽。两岸的制度，相差了一个世界。

太子党样本：保利集团——从军火到地产的权贵资本蜕变 中国人对一个公司肯定很熟悉：保利集团。这个今天在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楼盘的地产公司。但可能有中国人不知道，这个公司可不是靠卖房子赚钱的。 1992年，一家公司在北京悄悄注册成立。没有竞争，没有技术，也没有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 它有的，是一个无法通过市场获得的东西：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背书，和王震之子王军的名字，这家公司就叫保利集团。 保利最初的业务是军火贸易。1980至1990年代，中国向中东、非洲、东南亚大量出售武器，导弹、火炮、轻武器，保利是最重要的中间商之一。 这门生意的门槛不是技术，不是资本，是关系，能接触到解放军军火资源的关系，能打通外国买家的关系，能让交易顺利完成的政治庇护。集团老总王军有这一切，因为他父亲是王震。 军火利润丰厚，风险极低，因为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没有任何透明度要求，交易都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进行。 1998年，江泽民下令军队全面脱离商业经营。表面上，军队撤出了商业领域。实际上，保利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型，从军队附属商业机构，变成了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实质上仍由太子党掌控的商业帝国。军火贸易积累的原始资本，成为进入房地产、文化、金融领域的第一桶金。 转型后的保利，最重要的业务是房地产。保利地产在全国各地的拿地记录，有一个显著特征：价格往往低于市场，地块往往是稀缺资源，审批往往异常顺利。 这不是保利的谈判能力，是背后的政治资源在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时，面对有中央背景的企业，与面对普通开发商，态度截然不同。保利拿到的每一块地，背后都有一套普通民营企业无法复制的操作逻辑。 保利文化、保利拍卖，是保利集团另一个重要的业务板块。保利拍卖成立于2005年，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品拍卖行之一，与嘉德并列市场龙头。 艺术品市场是最难监管的灰色地带，价格由买卖双方决定，没有客观标准，没有透明机制。在中国，艺术品市场长期是权贵洗钱、利益输送的重要渠道。一幅画，今天值一百万，明天值一千万，取决于谁在买，谁在卖，背后是什么关系。保利进入这个领域，是太子党资本寻找新避风港的自然延伸。 王军长期是保利的核心人物，其背后的政治庇护来自父亲王震的历史遗产。但王震1993年已经去世，第一代的政治资本会随时间稀释。 保利的持续运作，依赖的是它在几十年中建立的完整利益网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与监管部门的默契。这张网络，不需要王震活着来维持。它已经自我运转，成为独立的利益共同体。 保利集团今天的资产规模，以千亿计。这些财富从哪里来？不是技术创新，不是市场竞争，不是勤劳致富。是军队资源的直接变现，是政治关系的系统性套利，是在一个没有公平规则的市场里，用别人无法复制的政治特权换来的。 这笔财富，本应属于那些用税收供养军队的普通中国人，结果它流进了王震儿子的口袋里。最后中国人还得讨高价买保利的房子，再给权贵贡献一点力量。

中共成立之初，上层理论是来自苏联，底层血液吸收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底层，毛腊肉对此还专门有过论述，流氓无产阶级是中共的主要班底，说难听点也就是社会上最没道德没教养没人性的那部分人。 这一期要讲的人物，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王震，他是中共最具争议的开国将领之一。历史档案呈现的，这是一个以暴力为第一本能，以镇压为核心政治技能的人。 王震湖南浏阳人，出身贫苦，早年在铁路做工，参加工人运动后加入中共。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没有任何正规训练，但他有一种在乱世中极为有效的能力：不怕杀人，不怕被杀，敢于在最混乱的环境里使用最直接的暴力。 这种能力，在革命年代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王震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是1949年率军进入新疆，主导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官方叙事是：王震率领解放军进疆，结束了新疆的动荡，开创了民族团结的新局面。 历史的另一面是：进疆过程中，对抵抗力量的处置极为残酷。大规模屯垦戍边，王震主导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大批汉族退伍军人安置新疆，这是此后数十年新疆人口结构改变、民族矛盾积累的重要起点。对新疆本地宗教和文化的限制，在王震主政期间已经开始系统化。 就连杀人如麻的毛泽东，都批评他在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政策上“左倾”。因手段过于暴虐，北京在1953年将王震调离新疆，并给予党内批评，撤销分局书记职务 1959年西藏起义，王震是主张最强硬镇压的声音之一。他的逻辑始终如一：政治问题用军事解决，异见问题用暴力解决。这种逻辑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王震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是他最清晰的政治遗言。他是党内主张最强硬镇压学生运动的元老之一，对邓小平的镇压决定给予了最积极的支持。 据传闻，王震在八九学运期间说：“老子们的江山是三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老子们的江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这个国家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是共产党和他们的私产。

中国是最喜欢生孩子国家之一，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传宗接代，儒家讲“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多子多福”。这么一个爱生孩子的族群，2025年统计的新生儿数量约792万，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低纪录，可以说前所未有。 这下把共产党都整焦虑了，前几年还在控制人口强制堕胎，现在马上开始鼓吹生二胎生三胎，说不定不久还要强制执行。 1980年开始中共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用强制堕胎、强制绝育、高额罚款，计划生育成了基本国策，生育权变成了国家管理的资源。 三十五年间，计划生育消灭了数亿原本可以出生的生命，现在，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成为主要生育群体，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只生一个孩子好”的教育，他们的兄弟姐妹被政策消灭，生育观念被系统性改变。 观念改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中国人不想传宗接代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已经是生不起、养不起、不敢生了。 先是房价，尽管现在房价已经崩盘，但在大城市，一套房子够夫妻两人不吃不喝二三十年折腾了，很多地方房子跟学校绑定，一个孩子意味着更大的房子，更高的教育投入，这笔账很多人算不过来。 二是教育成本，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军备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是一台烧钱机器。补习班、才艺课、择校费，普通家庭的收入根本跟不上。中国人从出生就得开始卷起来。 三是就业，生活压力，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自己都找不到工作，工作也是给共产党当牛马，个个活得苦哈哈，想清楚的谁还要再生一个来面对同样的困境。 四是扭曲的社会风气，很多地区结婚要彩礼，要买房买车，有的是出不起这笔启动资金，有的能出得起，可能觉得不划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更别说孩子了。 最深层的原因：是对未来失去信心 一个愿意生孩子的人，必须相信这个世界值得他的孩子来到。必须相信孩子有未来，有机会，有尊严。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很多人对这三点都打了问号。 经济下行，机会收窄，阶层固化，努力与回报严重脱钩。一个在外卖和直播之间挣扎谋生的年轻人，凭什么相信把孩子生下来是对的？ 这种绝望感，比任何政策都更有效地压低了生育率。 中共的人口政策，是七十年荒诞历史的完美缩影。毛泽东时代：鼓励多生，“人多力量大”，生越多越爱国。邓小平时代：强制少生，强制堕胎，超生是犯罪。习近平时代：拼命催生，发补贴，延长产假，甚至有地方政府向不生育的女性施压。 同一个政权，在不同时期把人的生育权当作政策工具，随意开关，随意征用。 人不是人，是人矿，是国家人口计划的原材料，随取随用，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好在中国人一部分已经意识到了，所以才有了那句：我们是最后一代。

中国有一批人，他们不需要通过科举，也不需要通过选举，只需要投对了胎，就能坐拥权力与财富。 中国人都知道，管他们叫太子党。 陈云家族，是其中最典型的样本之一。陈元是陈云长子，长期担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是太子党中最成功的金融运作者。 国开行是中国最重要的政策性银行，掌握着中国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贷款资源。一带一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这些项目的背后，都有国开行的身影。 陈元在国开行经营多年，将其打造成一个半独立的金融王国，贷款决策不透明，资金流向服务于政治利益，与各路太子党、地方诸侯之间的利益输送有据可查。 陈元主导的国开行对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的“唱红打黑”与大规模基建项目大开绿灯，据披露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万亿元。这不仅助力薄熙来打造政绩高峰，也使国开行深度绑定薄陈政治同盟。薄倒台后，这些巨额历史贷款和派系勾连，成为习近平无法绕过的老账。  两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中国一年教育经费的将近一半。 近期国开行一批人被抓，显示习近平要开始清理这一个派系了。习近平为什么现在动手？此次国开行大清洗，标志着习近平对红色家族“老账”的清算进入新阶段：从薄熙来余毒，到金融独立王国，再到修宪前的公开阻力，一笔一笔都在被翻出。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这不就开始拉清单了。 这背后的逻辑还有几层： 第一，清除江系残余势力在金融系统的最后据点。陈云与王岐山岳父姚依林私交极深，陈元本人与王岐山亦有多年密切往来。近年来习近平对王岐山残余势力进行全面清洗，陈元长期经营的国开行自然成为重点目标。  第二，经济下行期需要集中金融控制权。国开行掌握着巨额贷款资源，在经济困难时期，习近平不能容忍这个资源被他无法完全掌控的人把持。 第三，任何曾形成独立山头、或在关键节点站错队的红色家族，都难逃最终清算。  陈元的故事，是太子党制度的完美缩影。父亲积累权力，儿子转化为财富和地位。这套制度在中共体制内运作了七十多年，每一代都在复制。陈云之子掌国开行，邓小平之子进军工，江泽民之子入电信，李鹏之子掌电力。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用血统维持的隐形贵族阶层。 而习近平清洗他们，不是为了打倒这个制度，是为了确保这个制度只服务于他自己。 打倒太子党的，只能是最大的太子党。

中国的教科书里，解放战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打败了蒋家王朝，把战争宣传成正义之战，但有一场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消失了，那就是“长春围城”，这是解放战争中最残酷的一段历史。 1948年，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将长春团团围住，这场围城，持续了五个月。死亡的，主要不是士兵，是平民。 长春是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据点，守军约十万人，由郑洞国指挥，林彪的判断是：强攻代价太大，围困更有效率。 命令很简单：断绝一切物资进入长春，不允许任何人出城。这个命令的含义，所有人都清楚，城内的粮食会耗尽，然后人会饿死。 长春城内，除了十万守军，还有约五十万平民。围城开始后，粮食价格迅速飞涨，普通市民的积蓄在数周内耗尽。随后是真正的饥荒，树皮、草根、皮带、死猫死狗，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都被吃光。 平民试图出城寻食，被拦截在解放军的封锁线前。据亲历者和历史学家的记录，封锁线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平民跪地哀求，士兵奉命不许放行。 有人饿死在封锁线前，有人把饿的半死的孩子丢下就跑。长春成了死城，堪比人间地狱。陈可辛有一部电影《投名状》，描述的是太平天国时期，围困苏州城的故事，如果长春围城被改变成电影，肯定更惨烈。 历史学家张正隆在其著作《雪白血红》中，根据大量亲历者访谈和地方档案，记录了长春围城期间，平民大规模死亡的真实情况，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随即受到压制封禁，龙应台的《大江大河》对这场战争也有过描述。 围城期间，解放军内部对是否允许平民出城存在争议。部分指挥官认为，放走平民既可以减轻城内粮食压力，加速守军崩溃，也可以避免大规模平民死亡的道德责任。 林彪的最终决定是：严格封锁，不允许平民通过。理由是军事效率，平民留在城内消耗粮食，加速守军投降。这个决定，将五十万平民的生死，作为军事计算的筹码。 长春围城是现代战争史上有据可查的最严重的平民饥荒事件之一。它的规模，被一些历史学家与列宁格勒围城相提并论。不同之处在于：列宁格勒的平民是被外敌围困，长春的平民是被自称“解放者”的军队围困。 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最多，而中国人却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

习近平去朝鲜，笑得真开心 习近平再一次访问朝鲜，与金正恩并肩而行，看表演听红歌，笑得像个70多岁的孩子。 这大概是他出访时最放松的一次，想想也正常。在朝鲜，没人敢反对你，没有人上街抗议，没有记者追问敏感问题，更没有反对党，没有问习主席任期限制问题，甚至连画像都挂在城门上了，朝鲜人民见到习主席，激动的又蹦又跳，欢呼万岁，唱得歌都是爱我中华。换了谁谁能不高兴？ 习近平高兴这没问题，因为去朝鲜跟他在中国视察一样，有回家的感觉，但有的中国人为什么也喜欢朝鲜？这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网络上有一批人，真心羡慕朝鲜：羡慕它的“纯洁”，羡慕它“没有被西方污染”，羡慕它的“民族自尊”。 这批人喜欢朝鲜，不是因为他们想住在那里，没有人真的想住在朝鲜。他们喜欢的，是朝鲜作为一种统治理想的存在，一个人民完全服从、没有任何杂音、领袖意志畅行无阻的社会。 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想象里，把自己代入的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如果代入的是金正恩，这是权力欲的投射。如果代入的是朝鲜人民，那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两种情况都有，但中国的皇帝只有一个习近平，那只能是后者更普遍。 中共的洗脑教育，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真的相信：稳定高于自由，服从优于权利，强权领袖好过软弱民主。他们看见朝鲜整齐划一的阅兵，看见万人空巷的欢迎场面，看见金正恩在台上意气风发，觉得这是力量，觉得这是尊严。 他们看不见的，是那个画面之外，人民吃什么，说什么，能不能离开自己的村子，能不能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 习近平喜欢朝鲜，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金正恩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不需要他表演任何东西的领导人。 见美国总统，要装作尊重规则。见欧洲领导人，要装作关心人权。见联合国官员，要装作支持多边主义。 见金正恩，什么都不用装。 两个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的人，坐在一起，当然开心。 还有个问题：如果中国人真的羡慕朝鲜模式，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方法：愿不愿意和朝鲜人民交换一下？ 把微信给他们，换来无法离开自己省份的自由，把外卖App给他们，换来配给制的粮食，把抖音给他们，换来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 如果没有人愿意，那就不是真的喜欢，他们喜欢的朝鲜，是想象中的朝鲜，不是真实的朝鲜。 见过朝鲜人脱北往中国逃然后逃到其他地方的，没见过中国人往朝鲜跑的，对吧。

共产党有多邪恶，可以这么说，近代中国最坏的人，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邪恶组织里，这些人既没底线又没人性，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能干不敢干的。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共产党恶棍的杰出代表。 康生——中共历史上最纯粹的恶人 如果说中共历史是一部犯罪档案，康生是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名字，包括他的同僚。 共产党的亲爹是苏联，所以很多中共的人都去苏联学习过。康生1930年代赴苏联，在莫斯科接受秘密警察培训，师从斯大林的情报体系。他学到的可不是什么革命理想，而是审讯技术、线人网络、和如何用恐惧管理人。 回国之后，他把这套东西带进了延安开始实践。延安整风，第一场大规模政治迫害就是他主导的。“抢救运动”，以“反特锄奸”为名，在党内大规模逼供、株连。 无数革命者被扣上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的帽子，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受害者动辄被关押、折磨，有人在审讯中死去。 连毛泽东后来都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搞错了”。但承认错误的是毛泽东，策划执行的是康生，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 他的工具箱：诬陷、酷刑、性要挟都是常用手段。康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惯：亲自审阅口供，亲自指定迫害对象，有时亲自出现在审讯室。 据幸存者记录，他的审讯手段包括长时间不让睡觉、体罚、心理摧毁，以及对女性被捕者的性威胁。共产党沿用至今的刑讯逼供，可不是后来才发明的。 文化大革命是他的全盛时期。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与江青紧密配合，直接参与迫害名单的制定。他的具体罪行包括： 亲手将数十名老干部、知识分子送入监狱或迫害致死，包括曾经的战友。他以“揭发检举”为名，鼓励人们互相出卖，将全社会变成相互监视的恐惧网络。他利用文革清洗个人政敌，公报私仇。他向毛泽东打小报告，把不顺眼的人定性为“阶级敌人”。 据统计，直接死于康生迫害的人数以万计。 康生有一个贯穿一生的生存哲学：永远站在权力那边，永远第一个出卖别人。延安时期出卖革命者，文革时期出卖老干部，晚年病重时又秘密向毛泽东检举江青和王洪文，试图在临死前再捞一笔政治资本。 他一生没有真正的盟友，只有暂时的利用关系。 这个以革命名义迫害无数人的人，私下是一个狂热的文物收藏者。文革期间大量文物被抄家没收，康生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据估计非法占有文物数以千计，包括古籍善本、字画、瓷器。他还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喜欢以文人自居，在迫害知识分子的间隙研习书法。 1975年康生病死，起初享受国葬，骨灰放入八宝山。直到1980年，中共才正式宣布开除其党籍，认定他犯有“罪行”，但具体细节被高度压缩，真实规模从未完整公开。 康生是中共体制培养出的最完整的怪物。他不是被腐化的理想主义者，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理想。他加入革命，是因为革命给了他伤害别人的合法工具。 共产党内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恶鬼似的坏人，所以才总是突破人类认知极限，用野蛮一次次战胜对手。

陈云活了89岁，横跨中共几乎整个执政史，是中共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也是最被低估的恶人之一。 大跃进的帮凶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毛泽东是主谋，陈云是知情者，是共谋。他是少数掌握真实粮食数据的高层之一，清楚饥荒的规模。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因说真话被打倒，陈云明哲保身，一言不发。 反右运动的执行者 1957年反右运动，陈云积极参与主导，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营。这场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发声的可能性，陈云是制定制度的刽子手之一。 改革开放的绊脚石 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是表面合作、实质博弈。邓小平要改革，陈云要“鸟笼经济”，让市场在计划经济的笼子里活动。他长期压制改革步伐，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直接导致80年代改革阻力重重、机会一再延误。 六四的幕后推手 1989年六四镇压，表面上是邓小平拍板，但陈云是最强硬的镇压派之一。他明确支持动用军队，主张绝不妥协。赵紫阳因反对镇压被软禁至死，陈云是赵紫阳政治上最坚定的对手之一。 他对六四的定性据传是：“不镇压，党就完了。” 陈云支持计划生育，而且只准人民生一个。 陈云反对新闻法，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陈云是太子党的庇护人。陈云之子陈元，官至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掌管数万亿资产。陈云在世时为太子党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护，老子定规矩，儿子来收钱。 陈云遗训：“一、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二、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三、权力要移交给自己的孩子，不然以后会被挖祖坟。

中国人肯定知道，中国的娱乐新闻有多夸张，成天就是这个明星怎么怎么样，那个演员又怎么怎么了。目的就是让你盯着明星的裤裆，没空看自己的脖子上有没有套着绳子。 中国的娱乐新闻绝对是世界奇观，没见其他哪个国家像这样。某明星离婚，全网能沸腾三天。某顶流出轨，热搜能挂满一周。几个穿奇装异服的人在综艺里哭哭笑笑，能让几亿人追着看到凌晨两点。 与此同时，失业没有人讨论，养老金缺口没有人追问，买了烂尾楼里的人没办法维权，住进烂尾楼里都没有人关心。 其他国家也有娱乐新闻，但其他国家的媒体同时还有调查报道、政治辩论、独立评论。中国没有，娱乐至死，剩下的位置留给官方宣传。 长期投喂这种信息结构的结果是：人还在，脑子停转了。情绪全用在明星八卦上了，看看自己的生活真实处境，反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罗马人管这个叫“面包和马戏”，中共管这个叫——维稳。

这几天有报道说，2026年中国预计失业人员将达到3.2亿人，如果这是真的，这是什么概念？这比美国全国总人口还多。 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长期维持在5%左右，当然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水分，只有发布数据的人知道。而中国看起来似乎也是风平浪静，没觉得有那么多失业人员。 要是这个数据是真的，那可不光是3.2亿人没工作或者没稳定工作，这些失业人口，背后是3.2亿个家庭。搞不好还有房贷还着，孩子要养，父母要医，而收入归零。中国没有完善的失业救济体系，没有兜底的社会保障，失业就是自由落体，没有任何缓冲。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经济就继续萎缩，经济萎缩就继续裁员。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死循环，靠包子哥喊“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喊不出来的。 要是有3.2亿人无事可做，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是任何政权最恐惧的社会变量。历史上每一次王朝崩塌，都从大规模失业和流民开始。 不过反正中国的局域网上也看不到真实信息，中国人也没办法发出声音，这口高压锅就让慢慢炖着吧。

中国人每天看新闻联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中共的领导人个个表情呆板，动作僵硬，跟特么僵尸似的，再看下其他国家领导人，行动自然有说有笑跟普通人没区别，这是为什么？ 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选出来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需要选票。要选票就要跟人打交道，要接地气，要说人话，要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自己，哪怕是刻意包装过的真实。特朗普摔跤、约翰逊头发乱、泽连斯基穿军绿色毛衣，这些都是人，有弱点，有个性，会出糗。 而中共领导人不需要选票，只需要神性。一个需要被崇拜的人，不能有缺点，不能有情绪，不能说错话，不能有真实反应。于是训练出来的是照本宣科，表情管理，每个动作都像排练过一百遍，每句话都像从文件里读出来的。 这是系统训练的结果，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表现出真实的人性是危险的。笑错了是轻浮，哭错了是软弱，说错一个字可以断送政治生命。 所以他们选择最安全的状态，什么都不表现。久而久之，脸就僵了，话就空了，人就没了，变僵尸了。 剩下的只是一具穿着中山装的权力容器。

清朝作为外族统治中国三百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中华民国原本有望走向共和，结果被马列变种窃取正统，祸害中国至今。 按中国历史对历朝历代的记载，现在的中国只是又一次王朝轮回，列于清朝之后的：红朝。 开国皇帝：腊太祖 开市皇帝：矬太宗 守成皇帝：蛤高宗 无能皇帝：涛仁宗 末代皇帝：加速清零包哀帝 只是包皇帝的时间会比较长，中国人不一定能熬得过他，慢慢等待吧。

胡锦涛：（下）一个好人缺席的十年 作为曾经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不是靠好人两个字就能概括的。纵有万般无奈，历史终究会作出评价，看看胡锦涛的十年，他主导下的这个体制做了什么。 首先是维稳体制的建立。中国的维稳经费2011年首次超过国防预算，一个国家花在防范自己人民身上的钱，超过了花在防范外部威胁上的钱。 然后是黑监狱在他任期内系统化出现，上访者被秘密关押在法外场所，没有任何司法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还有强制精神病院被用于关押维权人士，“被精神病”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迫害方式。 再就是互联网审查在他任期后期持续收紧，谷歌2010年退出中国，防火墙越建越高。 可能这些都不是在他授意下进行的，但都是在他默许之下发生的。 还有中国人都记得的四万亿：这笔到今天还在还债的历史遗产。 2008年金融危机，胡锦涛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在短期内稳住了经济，长期埋下了三颗定时炸弹： 地方政府债务，各地以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今天的地方债危机直接根源于此。 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产能在刺激计划中大规模扩张，此后十年的去产能之痛由此而来。 房地产泡沫，四万亿大量流入房地产，推高了此后数年的房价，为今天的楼市崩溃埋下伏笔。 胡锦涛虽然还在世，但自从在党代会上被习近平架走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死了。 那一幕，是他政治生涯最真实的终章，一个在台上沉默了十年的人，在台下同样沉默地被带走了。 他是否反对习近平的权力集中？他是否对某些决定心存异议？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从未说出来。 在那个会场里，他用沉默维护了自己，也用沉默，完成了对体制最后的服从。 胡锦涛不是凶手，是旁观者。跟十几亿中国人一样，面对被欺辱时，总是选择沉默和忍受。

胡锦涛：（中）一个好人缺席的十年 胡锦涛任期，没有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没有下令屠杀，没有明显的个人腐败记录，没有家族财富丑闻。这在共产党内历史上也算奇迹，加上涛哥的平民背景出生，让中国人在他身上感受到中共领导人少有的“人味儿”。 这就跟胡耀邦一样，有人味儿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内不是优点而是弱点。胡锦涛时代名义上，他是最高领导人，现实中，他面对的是一个被江系人马深度渗透的权力体系。 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军队干部人事长达十年，郭伯雄，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与徐才厚共同把持军队人事，两人几乎完全控制了军队晋升体系，买官卖官系统化，胡锦涛对军队的掌控极为有限。 政法委系统在周永康手里，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掌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家安全全套系统。 这是江系在胡时代最重要的权力堡垒。政法系统在周永康手里形成独立王国，维稳经费不透明，执法不受监督，黑监狱、截访系统都在他的庇护下运作。 曾庆红，这个江派大管家，在胡锦涛时代初期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组织部多年。他在位期间将大量江系人马安插进党政各级关键位置，为江泽民退休后的持续影响力构建了人事基础。 李长春，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系统。在他主导下，媒体管控在胡时代后期明显收紧，2008年之后互联网审查全面升级。 再看地方诸侯，上海是江泽民大本营，历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政策执行上与中央若即若离。重庆，薄熙来盘踞一方，以唱红打黑建立个人政治品牌，实际上是在挑战胡锦涛的中央权威。 其他如石油系统，也受周永康把持，周发迹于中石油，在石油行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网络。蒋洁敏后来担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同样是江系人马。石油行业在胡时代是江系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 胡锦涛能真正掌控的，仅仅是国务院日常行政和部分经济政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温家宝在经济领域还能有所作为，而政治改革完全推不动。 这个权力格局，是理解胡锦涛“平庸之恶”的结构性背景，他的软弱，一部分是性格，另一部分是结构性困境。 胡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媳妇儿”一样，明明想勤俭持家，实际上处处受制。婆婆（江泽民）退了还在管事。小叔子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各占山头。家里的钱（军队、政法、人事）都不在自己手里。说话没人听，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想改变什么，处处碰壁。 这口窝囊气，一憋就是十年。

胡锦涛：（上）一个好人缺席的十年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算是少有的没怎么主动作恶的人了，中国人对胡的印象正如给他的外号一样贴切：“面瘫帝。胡的十年让人想起“平庸之恶”这个概念，罪恶不一定来自恶魔，也来自那些放弃思考、随波逐流、尽职维持现状的普通人。胡就像那么多中国的普通人一样，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最终过完屈辱的一生。 他拥有过最好的改革窗口，2002年至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成熟的改革窗口： 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超过10%，社会矛盾被繁荣部分稀释。国际环境友好，中国刚刚加入WTO，融入全球体系，西方对中国充满期待。党内威望相对稳定，没有明显的路线之争。社会公民意识开始萌芽，互联网给了普通人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推动真正政治改革代价最小、阻力最低的历史时刻。 但他没有用，他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不是能力问题，是选择问题。 胡锦涛非常清楚中国面临的深层矛盾：腐败系统化、贫富分化加剧、法治缺失、民众权利无保障。 他的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恰恰说明他看见了问题：发展不科学、社会不和谐、人不被当作本。 他用正确的词描述了错误的现实，然后什么都没有改变。 胡锦涛执政十年，几乎没有一次公开承认制度性问题的存在。温家宝至少说出过“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胡锦涛连这几个字都极少说。 一个领导人，看见了问题，却选择沉默，选择维持，选择把一个越来越腐烂的体制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个人。 这种沉默，不是无辜，是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