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极右文青兜售情绪价值的那些垃圾爽文，看起来像反中共，实质上是在挺美共；看起来像反哈马斯恐怖分子，实质上是在挺以色列恐怖政权；看起来像反斯大林，实质上是在挺希特勒；看起来像是反神权，实质上是在挺暴力至上；看来像反极权专制，实质上是在挺强权至上；看起来像反非法移民，实质上是在挺白人至上；看起来像反高税收高福利，实质上是在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北京举行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之际，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关注中国真实人权状况 voachinese.com/a/beijing-hos…

特朗普对流行文化的掌控力正出现衰退迹象，身处权力中心的他已变成建制派的一部分，其过去的反体制“非主流文化”吸引力正在失效。on.wsj.com/4xjWggA

所谓“反躺平”，本质上并不是一场道德运动，而是一场秩序焦虑。因为掌权者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普通人“养不活自己”，而是普通人一旦失去继续透支生命的意愿，便也“养不活他们”。 一个高度竞争、不断加速的社会，其运转逻辑往往建立在无数人持续燃烧青春、时间与健康之上。房贷、消费、加班、生育、税收，每一环都需要人像齿轮一样永不停转。一旦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为何而奋斗”，开始降低欲望、拒绝内卷、退出狂奔，那被动摇的便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整套依赖“持续献祭”的结构。 所以，“躺平”之所以刺耳，并不在于它“不光荣”，而在于它意味着一种沉默的拒绝：拒绝被无限压榨，拒绝把人生仅仅活成生产与消耗的数据。 说到底，所谓“反躺平”，更像镰刀对韭菜发出的焦虑。镰刀并不在乎韭菜是否疲惫、是否疼痛、是否活得体面；它真正恐惧的，是韭菜不再生长，是土地逐渐荒芜，是未来再无可割之物。 于是，“奋斗”被不断神圣化，“吃苦”被包装成美德，“奉献”被塑造成义务。仿佛只要有人停下喘息，便成了时代的罪人。然而，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应当允许人选择奔跑，也允许人选择停下；允许人追逐成功，也允许人拒绝被成功学绑架。 因为自由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必须向前”，更包括“可以不向前”。当一个社会开始连“躺平”的权利都无法容忍时，它害怕的，或许早已不是懒惰，而是人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本不该只是被收割的燃料。

这文章荒谬绝伦之处，不在于批评躺平、不努力、不奋斗，而在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粗暴地加以道德鞭笞，而在于颠倒因果，把结果当原因，把个人选择当成原罪。 试问：若上升通道畅通、付出与回报匹配，谁愿意放弃努力？所谓“躺平”，往往不是懒惰，而是努力受挫后的理性收缩，是对不确定与失衡环境的自我保护。指责“躺平”，无异于责怪溺水者不会游泳。 值得警惕的是，它把“奋斗”塑造成个体的道德义务，仿佛不努力、不拼命就是有罪。然而，自由不仅包括向上竞争的权利，也包括退出竞争、选择不奋斗的权利。没有“可以不拼命”的空间，“拼命”便不再是选择，而是命令。 同时，这种论调刻意忽视结构性问题——资源分配、阶层流动、回报失衡——把一切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既不诚实，也阻断社会反思。 真正的问题不在“谁在躺平”，而在“为何努力不再值得”。若无答案，再多说教亦无意义。因为人们不是被训斥驱动的，而是被希望驱动的。

台湾新片《大濛》带我走进一个时代的迷雾。 影片以戒严时期的台湾为背景，将压抑、恐惧与不确定感层层堆叠。阴冷灰暗的街巷、若隐若现的追捕、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共同构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时代质感。那种恐怖并非来自鬼魅，而是来自权力阴影下的人心惶惶；最可怕的黑暗，往往不是夜色，而是人们不敢说出口的话语。 编剧和导演对悬念的经营尤见功力。剧情如浓雾弥漫的山谷，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伏笔，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改变命运。随着故事推进，亲情、爱情、良知与生存本能不断碰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猜疑相互交织，将人性置于极端环境下反复拷问。观众仿佛置身迷宫之中，在真相与谎言之间不断徘徊，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挣扎。 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影片结尾的设计。它没有落入俗套的套路化收束，而是在最后时刻揭开迷雾，让此前散落的线索骤然汇聚，使人恍然大悟之余，又陷入更深的思索。那种震撼并非来自刻意煽情，而是来自历史与人性的双重回响。 《大濛》是一部兼具时代厚度与艺术锋芒的佳作：令人窒息的戒严时代、阴森恐怖的场景设置、紧张激烈的人性冲突、环环相扣的悬念铺陈、出人意料的结尾反转，共同编织成一场迷雾深处的灵魂探险。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面照见历史幽微与人性复杂的镜子；当迷雾散去，留在观众心中的，往往比银幕上的故事更加深远。

嘴哥（王歪嘴）建了个乞讨群，看来嘴哥在清迈生活不易啊！这个群里333人，我掐指一算，里面至少有二三十个嘴哥的小号在带节奏，忽悠其他人给他捐钱😂

六四惨案的历史教训，不在于学生们没有见好就好，而在于共党从来都不对内妥协，共军从来豆只打自己人；不在于学生们是否应该更早撤离广场，而在于掌握军权的邓小平始终拒绝以平等对话化解分歧。 当一个制度缺乏妥协的智慧，社会诉求便难以获得正常回应；当国家力量被用于处理内部政治冲突，受伤最深的永远是自己的人民。历史最沉重的悲剧，不是有人发出了不同声音，而是面对不同声音时，只剩下强制而没有协商，只剩下服从而没有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留给后人的启示，并非如何避免表达诉求，而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容纳异议、化解冲突、避免悲剧重演的政治机制。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而是不同意见无需以流血作为代价。

自六四屠杀以来，我一直视北京为首恶之都，曾发誓不去天安门、不参观毛尸陈列馆。我第一次差点进京是1989年5月下旬，在参加广州百万市民大游行后，我打算扒火车去广场声援，这时接到我大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只好向同寝室同学陈斌借钱，到中山大学校办开证明，请待分配去白云机场工作的同学李宏志帮忙，花费90元人民币买了一张广州飞合肥的机票。回到家一进门，大哥陪着母亲和父亲坐在堂上，妈妈笑着说：“我和你大让老大发的电报。” 我第一次去北京出差大约是2000年11月份，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由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王春芙带领，与南方周末主编李庆余一起，在南方日报驻北京记者站长方进玉陪同下，到新闻出版总署及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接受训话。 我们先去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见组长刘祖禹，方进玉说提前预约车辆出入证颇费周章。进得门来，在曲折幽暗的仿古建筑中找到刘组长办公室也不容易。指路的女服务员：“左拐第一个路口左拐上楼，再左转一直走到头，左手办公室就是。”我笑着说：“向左就对了。”上楼经过一个阳台口，柱子上赫然张贴着白纸黑字告示：“切勿在此探头探脑！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刘组长谈话内容，我一句也没记住，只记得若干细节。他老先生在开腔之前，先自我介绍一番，末了说：“我从报社领导岗位以正厅级退休后，承蒙组织领导安排，让我继续担起中央阅评小组组长的重托，给我配了奥迪，享受副部待遇。”这位副部级老干部的办公室狭长阴暗，两边整整齐齐排列着黑褐色抽屉柜，像个中药铺，他抽出一个抽屉说：“这是南方周末的材料。”他又抽出一个抽屉说：“这是南方都市报的材料。” 当天下午拜访新闻出版总署，首长石宗源是位面目和善、举止得体的中老年男士，与王春芙和方进玉寒暄几句后，他要我和李庆余自报家门，紧接着开始训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湖南、广东等省宣传部长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深恶痛绝，有一位宣传部长愤怒问我：请问石部长敢不敢关掉这些可恶的报纸？你们知道我怎么回答吗？”石部长用力拍着桌子怒吼：“我敢！” 李庆余和我吓了一跳。王春芙代表南方报业集团社长和社委会，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给各地各级政府造成的恶劣影响作了深入反思和深刻检讨。轮不到我们越级反思和检讨，我乐得面露诚恳、心如止水。临走前，石宗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四分礼物，吉林人参和鹿茸，优先送给李庆余：“我看庆余同志满头大汗，最需要补补身子，报社老总长年熬夜班、压力大、担子重。庆余同志不必害怕，你吉庆有余嘛！” 我们当晚就惴惴不安地飞回广州，没有逗留。

02年底03年初SARS非典肆虐岭南之际，南方都市报千方百计突破当局的封锁禁令，不断报道广州、佛山等地发生的多起“不明发热怪病”案例，因此屡遭广州及广东宣传部门和书记的严厉斥责和无情整肃。02年底，履新不久的封疆大吏张德江视察南方报业集团，在对集团领导班子作指示时，他毫不客气地责备：“你们办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个专门批评外省外地，一个专门跟本省本地政府过不去……希望你们收拾收拾，不要再给我惹麻烦。” “天下贪官苦两南久矣”的调侃，在南方报业集团内部不胫而走。此前的一次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在讨论社会舆情和宣传工作时，张德江曾经发问：“为什么不动用《防疫法》，起诉擅自发布疫情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呢？” 03年全国两会之前的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给南方都市报发来一篇题为“广东已扑灭疫情”的所谓“新闻通稿”，要求敝报必须全文发在头版位置、不得转版、不得修改、不得缩小标题字号。这篇通稿首次启用匪气侧露的新署名“司尔齐”，之前都署“岳轩”之类。 此时SARS非典疫情正如火如荼，住院及死亡数字暴增，香港及珠三角已然水深火热。我与分管新闻的副主编杨斌商定，必须择机捅破疫情，必须不惜一切个人代价制造最大影响，必须让全社会一起行动控制疫情蔓延；我们决定在全国两会开幕时，干一票大的…… 据当时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多位记者讲述，当发表“世卫官员表示非典疫情并未得到控制”专题报道的南方都市报送达广东代表团会议室时，张德江极为震怒：“把南方都市报记者给我轰出去！”首次参加二会报道的南方都市报两位女记者手足无措，只得哭着逃出会场。张德江余怒未消：“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看来岭南确实是瘴疠之气太重……” 二会闭幕时，广东代表团照例对参加二会报道的记者论功行赏，南方报业集团只接到责令南方都市报整改的指示：拟定免除值班编委杨斌职务、要求南方都市报公开发表道歉。但就在南方报业集团发出处分文件前夕，新华社发布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疫不力被免职的消息……

我特别理解野夫、易中天及武大师生对刘道玉先生的追悼之情，也特别敬仰刘道玉先生位高权重却有赤子之心，但对刷屏的乡愿和欺世盗名之词并无多少好感。 在我亲历的那场风波中，绝大部分大学校长及系主任都能站对立场且从未向权力摧眉折腰，被撤职免职的位高权重者不知凡几，至于身死名灭、折戟沉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者更比比皆是。 我当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班主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校长都能站对立场，绝大部分人都支持并参与中大学子发动的游行示威，且都因此影响了晋升和仕途。像我这样一直抗争，至今不坠青云之志者，也大有人在。

我90年前后曾在南方日报社任驻地记者，当时计划生育仍是基本国策，有次与某秘书喝茶闲聊，我问：“政府的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是怎么统计上报的？”他答道：“基本上都根据上级政府年初下达的年度任务指标，去分解、分配和下达给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再在年终时把完成的情况上报给上级政府，各级政府据此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