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明知道这件事。他在上诉状里专门提到了。他的意思是:你们看,这里会打死人,我在这里被刑讯逼供,是不是很合理?
但他的上诉被驳回了。二审不开庭,书面审理。律师连辩护词都没来得及交。法院的驳回通知书上,把“上诉人吴增明”写成了“上诉人吴丹红”。
吴丹红是他的辩护律师。
连名字都能写错。你能指望他们认真看案卷吗?
五、热射病:服刑不是治病
2022年1月,吴增明被送到湖南赤山监狱服刑。他患有二十多年糖尿病、冠心病、硬皮症,每天要打胰岛素。
他多次申请调去老年队,被拒。家属快递了过往病历,无人理会。
2022年7月11日下午,车间温度接近四十度。吴增明在高温下劳作,突然倒下。高烧四十二度,多器官衰竭。
狱警说车间有水空调。但水空调有什么用?四十度的天,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更何况他还有硬皮症——皮肤无法正常散热,这种病人在高温环境下,相当于在烤箱里工作。
他被送到沅江人民医院,又转到益阳市中心医院,又转到湘雅附三医院。每个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女儿吴娟从株洲赶来,要求转院到湘雅,狱警说:“湘雅没床位。”
吴娟找了朋友帮忙确认有床位,再去找狱警。第四监区监区长姚浩说:“转院去湘雅是不可能的,你要搞清楚你父亲黑社会头目的身份,你还在外面到处找保护伞。”
吴娟打开了手机录音。姚浩才松口。
这是吴增明在赤山监狱的待遇。一个“黑社会头目”,连正常的医疗资源都争取不到。狱警的话说得很明白:你是黑社会,你不配。
2023年9月,赤山监狱把吴增明从益阳医专ICU直接转到长沙长康监狱医院。家属事后才知道。转院的原因?狱警说:已经花了二百多万,超标了。
长康监狱医院每天只给一罐肠内营养粉。之前吴娟每天用破壁机打流食送到医院,勉强维持父亲的营养。转院后,她送不进去了。
2024年10月16日,吴增明脑内大面积出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吴娟要求临终探视,被拒绝。赤山监狱的人说:“医院ICU不同意。”
她打了长沙市中心医院的电话,医生说没有这个规定。
五天。吴娟在长沙和赤山监狱之间来回跑,写书面申请,打电话,发微信。第五天,赤山监狱终于同意了。三分钟。每人一分钟探视时间。
吴增明浑身插满管子,眼睛闭着。吴娟叫了声“爸”,没有反应。护士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七天之后,吴增明死了。
六、另一条人命
唐南飞的死,应该从更早算起。
吴增明被抓后,唐南飞就开始跑。跑法院,跑监狱,跑信访办。她不会用电脑,所有的申诉材料都是手写的。几十页,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她的字很好看,不像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女人。
她在报告里写了自己的创业史。八十年代夫妻俩在株洲火车站开三轮车拉客,“冬冷夏热的天气非常难熬。冬天的北风呼呼吹,冻得双手红肿,冻疮烂得能看到手上的骨头”。
她写这些,不是为了诉苦,是为了证明:我们家的钱,是血汗钱,不是黑钱。
没人看。
吴增明病重后,她又开始跑监狱。赤山监狱在沅江,从株洲过去要四五个小时。她身体不好,坐不了长途车,就坐火车。到了沅江,再转公交车。有时候当天来回,到家已经半夜。
2024年4月,她查出胃癌。医生说是长期精神压抑导致的。
她没告诉女儿。化疗做了两期,头发掉了大半,她才戴上了假发。
吴娟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2025年正月初四,唐南飞死了。
死前,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爸还没火化吧?”
当时,吴增明的遗体还停在长沙殡仪馆,快半年了。吴娟一直在跟监狱要病历和监控录像,监狱就是不给。
七、幸存者
吴娟是吴增明的女儿。1983年生,今年四十二岁。
她的人生在2019年被拦腰切断。那一年,父亲被抓,母亲开始跑官司,弟弟吴崇玮也被卷入案子。她自己被判了两年多实刑,在监狱里待了两年。
出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名下所有的银行卡被冻结,微信被冻结,支付宝被冻结。她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不能坐高铁,不能坐飞机,不能住酒店。她找不到工作——没有公司愿意雇一个有案底、被限高的人。
她欠了三千多万的债务。这些债务有的是公司经营遗留的,有的是替父母治病借的,有的是法院判的罚金和诉讼费。她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
她的母亲在胃癌晚期,她每天送饭、陪床、跑医院。她的父亲在监狱里生死未卜,她还要跑监狱、跑法院、跑信访。她的两个侄女需要抚养,大的九岁,小的五岁。
她没有结婚。没有伴侣。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
她的社区居委会开了一份证明:“吴娟目前无业无收入,生活困难,无力支付法院诉讼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
这份证明,她用来申请免除诉讼费,解除限高。
申请交上去三个月了,还没有回音。
灰烬之下 ——一个扫黑除恶“战果”背后的家庭消亡史/(根据该案家属提供的资料、申诉状、信访件所写)
一、引子
2025年正月初四,株洲下着冷雨。
唐南飞死在湘水湾被判决随时要被收缴的的房子里,身边只有她八岁的孙女。女儿吴娟去药店买止痛药,回来时,老人已经走了。
床头柜上压着一沓纸:医院的胃癌诊断书,丈夫吴增明从监狱寄回的信,还有一份皱巴巴的《关于请求保留合法财产及最低生活保障的报告》。报告开头写着:“如果政府真按判决执行全部财产,我们将流离失所,完全失去生活保障。”
她没有等到答复。连丈夫的死亡通知,她都比别人晚知道。
唐南飞死前三个月,赤山监狱通知她:吴增明病危。她赶到长沙,被拦在ICU门外。狱警说制度不允许探视。她站在医院走廊里,守了五天,也没能见到丈夫临终前的最后一面。
她没来得及哭。胃癌已经扩散到全身,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个“战果”。判决书写着:吴增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很标准。很正确。很“漂亮”。
但如果你走近一点看,你会看到灰烬之下,还有未熄的火。
二、一个“黑老大”的画像
吴增明那年六十二岁。如果没有这场官司,他应该是个已经退休的房地产商人,偶尔去公司转转,偶尔去湘江边钓鱼。他名下有好几家公司:汇亚房地产、宏骏房地产开发、四为置业。在株洲,提起“吴老板”,认识的人不少。
他是穷苦出身,白手起家,所以很节俭。他最喜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冬天围一条旧围巾,看起来跟株洲街头任何一个六十岁老头没什么两样。
他的发家史很老套。八十年代修钟表,九十年代跑运输,后来包工程、盖房子。他和老婆唐南飞在工地上住了三年。没有窗户,冬天北风灌进来,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唐南飞是会计,是监工,是厨师,还是门卫。一儿一女在工地上长大,爬脚手架,睡工棚。
“我们俩苦了一辈子,攒下这点家业。”唐南飞在报告里写道,“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拼手抵足打下来的。”
这话不假。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二十多年前,吴增明夫妇名下财产已逾几千万元。
那是2004年。距离他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2006年,还有两年。
换句话说,他的绝大部分财富,是在被“组织”成立之前就挣下的。按照法律,这些财产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财产,依法予以保护。
但判决没收的是“全部财产”,没有区分。连案外人唐南飞名下的保险都被退保提现了。
三、“黑社会”是如何炼成的
吴增明涉黑的“罪名”,来源于和许爱民的合作。
许爱民是另一个开发商。2000年代,两个人一起做过几个项目:金色地标、环洲城。生意场上,合合分分,很正常。到了2009年,两个人因为理念不同,早已不再合作。两个人矛盾很深,吴增明甚至声称许爱民骗过他的钱。他们俩在法庭上都互相指责。
就是这么一对“冤家”,被判决书写成了“以许爱民、吴增明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证据是什么?环洲城的保安和商户发生过几次冲突,邹飞马讨债时打伤了人,许爱民那边的人和别人打了一架。几十个被告,每个人几十年人生中所有的矛盾纠纷、所有的个人行为,被一件件翻出来,罗列在一起,然后说:这是有组织的犯罪。
你能想象吗?你公司员工和人吵架,你十年前和邻居发生过口角,这些都会被翻出来,打包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他们其实跟同时代的房地产商没有区别,甚至更“窝囊”,遇到人家找茬,经常是赔钱、道歉,息事宁人。当地老百姓没人说他们是黑社会。
这就是“凑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指标,有任务,有考核。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把普通的经济纠纷、民事矛盾、甚至日常琐事,硬生生拔高为涉黑涉恶。不是黑社会,硬要打成黑社会。
几十位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没采纳。甚至连律师费都被公诉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起诉书,就好像他们根本就不配请律师。
两高说,扫黑除恶,不能拔高,不能凑数。上面还说,要保护民营企业家。
但就是有人被杀良冒功,在权力面前,他们的命如蝼蚁,如草芥。
吴增明案就是典型。五位国内顶级的刑法学家——储槐植、张远煌、黄太云、袁彬、彭新林——联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明确说:这个案子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任何特征,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但这份意见书,没有被采纳。
四、刑讯逼供:一场事先定性的审判
吴增明的案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果。
2019年12月,他被醴陵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是“滴水井基地”。那是一个独立院落,四周高墙,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吴增明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日日夜夜戴着手铐,吃饭戴,洗脸戴,大小便戴。只有上级来检查,才解开。检查完,再戴上。
“经常听到隔壁房间的惨叫声。”他在上诉状里写道。
吴增明的手上至今还有伤疤。庭审时,他举着手给法官看,法官看了一眼,没说话。
在他被监视居住期间,滴水井基地发生了另一件事:一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致死。这件事被压下去了,肇事者被处理,但真相没有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