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的政改为何会失败？？？ 赵紫阳的政改失败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就是六四的被镇压和赵的下台所带来的反攻倒算。在这背后则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抛弃，抛弃了赵紫阳，就等于抛弃了政改。 在悍然镇压了六四学运之后，虽然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意思是要继续推行报告所确定的方向，但那只能代表他内心的某种不甘。他提拔上来的江泽民本身就是因为镇压舆论才被保守派看中的。江泽民保守，李鹏更保守，整个常委班子排除了改革派，谁来保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呢？ 必须指出的是，政改实际上是在朝野上下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夭折的。区别在于，在朝的保守派力量不愿意看到因为政改而危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则是因为感觉到政改的推进速度太缓慢而心生怨气和不满。在那时，因为沟通渠道不畅，在野力量并不了解赵在中共内部围绕改革所面临的激烈斗争和艰难处境，也不了解他在政改当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当两股力量一起压向赵紫阳，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他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除了以上因素，我认为，政改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多重先天性悖论，这些悖论决定了政改之路不可想象的艰难。 第一，方案是总书记拿的，方案的执行需要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配合，但总理人选并非总书记所决定，也非人大所决定，而是背后的老人帮所决定，如何做到让总理向总书记负责？一旦总理不愿意向总书记负责，总书记没有任何办法。 第二，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在对待改革上，总书记赵紫阳与总理李鹏恰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赵紫阳是改革派，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他都希望朝着适合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他指导了政改方案出台的全过程，自然希望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施；而李鹏是保守派，他从未参与方案出台的任何一个环节，他不能理解、也从内心里不愿意配合执行这个方案。如果总书记和总理不能都是改革派，且理念上南辕北辙，是无法推动政改执行下去的。为什么不事先考虑选一个改革派的总理呢？或者，为什么不让总理人选事先参与方案起草的指导工作呢？ 第三，邓小平规定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继续主管经济，这本身就是对政改的破坏。在当时，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唯一能依靠的改革力量就是赵紫阳，所以他将赵紫阳推到总书记的位置上。但在总理人选上，他不满意李鹏，却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再加上保守派力推李鹏，他不得不让李鹏上位。可是他对李鹏不放心，通过让赵紫阳继续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方式主管经济。单纯从一个人的素质来看，赵紫阳管经济是对的，因为他懂经济；但从职务属性来看，总书记管经济是不对的，因为它违背了党政分开的原则，由此造成李鹏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不满，觉得自己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李鹏不满，他当然不敢对邓小平表示不满，但他敢对赵紫阳表示不满，所以就处处不愿意配合赵紫阳。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把经济让给李鹏管，他也不可能管好，他的可怜的眼界和心胸就摆在那里。一句话，想要改革，选他当总理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第四，邓小平的最后决策权从根本上不符合政改的理念。既然是政改，那么就要按制度行事，你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职责，不可以越界。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邓小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邓小平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一切都要跟着发生变化，说到底，这只能是人治，你的方案再好，只要邓小平不高兴，一夜之间就可以推翻。鲍彤说：“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基于以上悖论，政改的实施过程充满了风险，一旦出现某个不可控的偶然因素，政改就会戛然而止。它唯一的成功可能，是赵紫阳能够得到邓小平自始至终不可动摇的信任，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帮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改革派掌握彻底的主动权。但不得不说，这个概率实在太小。 youtu.be/THxF14VOw70?si=n_qD…

赵紫阳主导的政改，内容涵盖较广，我这里只讲四个方面。 第一，是党政分开，不仅包括党和政府，也包括党和立法、司法以及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哪里都是书记说了算。既然是你书记说了算，那还设立政府干什么呢？干脆取消政府算了呗。可它需要政府来装点门面，以表示它也是一个国家，所以就耗费民脂民膏，建立两套人马，让老百姓既要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还要供养一个庞大的党，我们给它一个称谓叫“党国”。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要慢慢破除党国体制，这是赵紫阳政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实行党政分开呢？主要有以下措施： 1.党只管政治方向，管大政方针，剩下的行政和具体事务是政府的事情，党不要插手，并强调，党也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2.在政府的各级机构中不再设立党组，避免造成书记与行政首长争权和扯皮的事情。你本身在政府系统之外就存在一个巨无霸式的党委系统，且各级行政首长都几乎百分百是党员，还要在政府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里成立党组，这是不是太反人类了？ 3.让党委瘦身，撤销党委内各种与政府职能重叠的机构，并不再设管政府事务的党委副书记，尽量减少纯党务干部。每减少一个党务人员，就是减少老百姓的一份沉重负担。你一个党本身要靠你自己筹集经费来供养，怎么能让老百姓来养你呢？这是违背人类常识的规定，可怜中国老百姓至今没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 4.各级政府以及政府之下的部办委局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个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都实行院长、校长、所长、社长、厂长、经理负责制，他们上头不再设书记这个“婆婆”。说实话，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你邓小平说要效率，这就是提高效率务必要办的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政分开的措施有很多都已经落实下去。我记得1988年我还在读高中，在我们学校里，我知道校长是谁，却至今回忆不起来书记是谁。只是六四之后，江泽民上台，各个地方被裁撤的党的机构和职位纷纷回潮，全部变成书记领导下的“什么什么长”负责制。而到了习近平手里，更是倒回到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党是管一切的，几乎任何单位都必须书记是一把手。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来惩罚中国人呢？ 第二，是实行差额选举。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选举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人或多人竞争一个职位，由有投票权的人来决定谁当选。中共自执政以来，发明了一种方式叫等额选举，一个职位由党的组织派一个人去候选，投票的人只能选这一个人。这是明晃晃地玩弄民意，却被中共视为统治术的一大法宝。当然，等额选举也会偶尔有发生例外的民主事故，譬如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过半，那这个人就选不上。 赵紫阳的政改决定打破这一格局，引入差额选举，且开始引入的比例很低。譬如在13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人员都由中组部拿，拿出185个候选人，选举出175个中央委员，这种差额选举的比例不过5%。有意思的是，原本想抢占总书记职位的“左王”邓力群，获得的票数排在175名之外，被硬生生的给“差额”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所有的候选人都由党组织指定，即使你的差额比例很小，也能反映出一定的民意。 按照这种思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差额选举在各级各类选举中的比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很大推动。很可惜这种思路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被打断，虽然至今在共产党包装的选举中还依然存在差额选举，但那只是起到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而已。更多的选举是等额选举，是一张反对票也没有的选举。像习近平的国家主席选举，哪怕象征性地安排一张反对票的举动也不再有。 说到习近平，还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1987年底，习近平那时已经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当了两年了，组织安排他作为厦门市市长的唯一候选人，由投票人以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他为市长。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得票没有超过半数，结果市长没当成。连通过等额选举都没选上，这在中共选举史上怕是极为罕见的例子。只是这种选举并没有影响习近平的仕途，他一个转身就出任宁德地委书记。书记不需要选举，只需要一纸任命即可，可见人家的后台有多硬，可见中共的选举是多么的一钱不值。 第三，是撤销政法委，逐步实现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这是文明国家的政治常识。中共却不这样认为，它通过设立政法委来领导公检法，让所有案子都执行共产党的意志，而不是法律的意志。所谓执行共产党的意志，实际上是执行某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意志。譬如对江青的判决，邓小平主张死刑，陈云说，如果一定要执行死刑，请在上面写上一句话：陈云不同意。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他们都不是从法律出发，从事实出发，而是从个人好恶出发。退一步讲，哪怕他们都是从法律出发，也轮不到他们发言，因为他们不是法官。 赵紫阳决意撤销政法委，成立政法协调小组，规定这个小组不给政法工作下指示，不干预具体案件，只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存在。平心而论，这是向司法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向全国铺开，就被六四镇压所中断。1990年3月，上任不到一年的江泽民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公检法独立办案成了一句空话。 不仅政法委，现在的纪委系统更是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厂”，涉及到党纪、政纪和法律案件，纪委都可以插手，且一般都由纪委先插手，通过所谓双规的做法立案调查，在完成党纪、政纪处理后再移送司法处理。所谓“移送”，也是中共的一大发明，这是在未判定一个人有罪的前提下先由党来认定其是否有罪，然后交给司法机关，按照党的要求对其进行量刑。这种做法既违法又违宪，却在当下中国成了判案的常态。这样的国家，法律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四，逐步放开舆论控制，酝酿出台《新闻法》。 关于这一点，先来讲一个小故事。1987年夏天的北戴河休假期间，放映电影《芙蓉镇》，请赵紫阳来看。看完电影以后，一位书记处书记问赵紫阳：“这个电影可以公演吗？”赵紫阳回答说：“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审查电影的，以后中央不审查电影。”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赵对于中共一向习惯性的审查制度有了一种本能的抵制。中共十三大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落实这一原则，就是要对以往控制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赵紫阳政改的一个重要方向。 赵曾与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谈到“独立办报”的问题，与主管宣传的胡启立探讨如何实现报社总编辑负责制的问题。正是在赵紫阳的倡导下，十三大后的一年多时间，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政治气氛、舆论环境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当时，已经在酝酿出台《新闻法》，只是可惜，负责主持起草工作的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造成这个法律草案迟迟难产。等到六四之后，这部法律就再也没有出台的可能。延宕到今天，在习近平的高压政策下，新闻媒体已经彻底丧失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只剩下防火墙、删帖封号、因言获罪。 youtu.be/THxF14VOw70?si=zZFA…

政改的思路由赵紫阳来定，政改的方案则需要成立一个团队来起草。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召集团队成员开会，标志着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的成立。 这个研讨小组实际上是一个领导小组，不干具体事，小组的成员总共五人，分别是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这些人分别代表党、政府、政治老人和人大机构。在研讨小组下面设立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具体起草政改方案。 政改办主任是鲍彤，参与起草的人员最多时达到16人，这其中包括严家其、陈一谘、吴国光、吴伟等人。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几个人呢？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政改最积极的方向，同时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政改的跌宕起伏而发生剧烈改变。在完成使命、十三大结束之后，政改办换了一个牌子继续存在，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继续为政改的实施出谋划策，他们当中一些人又继续在政改研究室任职。我在这里需要将这几个人的基本情况作一个介绍。 鲍彤，他从赵紫阳1980年出任总理开始就担任赵的政治秘书，赵的大部分讲话都由他起草。他不仅是政改办主任，也是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十三大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担任政改研究室主任的同时，还担任了一个新设立的职务，叫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可以这样说，虽然在1980年以前，鲍彤跟赵紫阳没有交集，但1980年后，他成为赵紫阳改革理念的最佳执行人，也因此成为李鹏打击最狠的人。 严家其，政改办三个负责任之一，1979年，他首倡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还是王沪宁进入权力中枢的引路人，曾呼吁王沪宁推动恢复六四真相。 陈一谘，政改办日常工作负责人。早在1965年，他因给毛泽东写一封《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长信而被打为反革命。1984年他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任所长，体改所成为赵紫阳四大核心幕僚机构之一。 吴国光，他以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身份借调到政改办，时年30岁，是政改方案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后来写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回顾那一段难得一见的历史。 吴伟，他以鲍彤的秘书身份从始至终参与政改办的工作，对1980年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他后来写有《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 在整个政改研讨过程中，鲍彤无疑是最关键的人物。作为政改办的牵头人，他既是政改办的灵魂，也是连接赵紫阳与政改团队的桥梁。他深刻意识到，政改方案一定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这是一个必须采取的策略，在把握这个策略的同时，把民众反映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政改内容加进去。 政改办的这批精英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期许，那就是，政改的成功在于时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老人一旦退出政治舞台，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这样，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许多现在不能讲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后再去讲再去做，其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只是在当时，他们无法想象到，后来的发展根本不按这个轨迹进行。 按照鲍彤后来的说法，当时的政改相当于是“跪着造反”。为了“造好这个反”，他们精心设计了以下做法： 第一，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作为总纲，并在1987年7月1日以各大报刊联动的方式，重新刊载邓的这篇讲话。配合这篇讲话，还推出多篇重磅社论，确立“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一说法。 第二，编辑《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小册子并公开出版，册子里将邓小平说过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全部搜集起来，有理有据地为政改造势。 第三，最后汇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将所有的改革举措都与邓小平的讲话进行系统联系，使得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能找得到理论源头。 有了这些做法，当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呈递到邓小平手里，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所有有关政改的内容后来都融入到十三大报告中，成为报告最为亮眼的部分。那一刻，整个中国充满希望。 youtube.com/watch?v=JzEnorLE…

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系统性的政改，这是后来朱镕基主导的政府机构改革所完全不能比的，甚至是邓小平总体上推动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所不能比的。因此，我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邓小平的改革是洋务运动，赵紫阳的改革是戊戌变法。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洋务运动，是因为他只注重器物的引进，形成事实上的跛脚改革，包括推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能脱离这一范畴。略懂经济的人都知道，那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假借市场经济之名行权贵经济之实。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无法相容的，就像民主与专政不相容，但中共却可以发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说法一样。 必须强调，赵紫阳主导的政改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看的一种改革，而不是从属于邓小平的改革，因为前者是对中共根本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与邓小平主张的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鉴于这种改革太过小心翼翼，更鉴于这种改革刚刚开始就被六四镇压所打断，接着又被中共体制所系统性回潮和消音，所以了解的人并不多，能认识其意义的就更少。可以这么说，赵紫阳的政改产生于邓小平的改革，但它事实上已经不同于邓小平的改革，它试图将器物层面的改革推进到制度层面的改革，只是可惜遭遇了类似戊戌变法一样的命运。 赵紫阳的政改为什么能产生？这种政改跟邓小平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参与改革过程中有哪些值得记取的人物？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失败？对于这些问题，我将从我的视角来进行深入解读。 在赵紫阳的政改之前，邓小平做了两件跟政改相关的事，这两件事源于他在1980年的一篇讲话，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 这个讲话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解决华国锋下台，将他身兼的三个职务进行分解，就叫解决了权力过度集中。如上集所述，胡耀邦接过了党主席即总书记的职务，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职务，邓小平接过了军委主席的职务。这种做法虽然名义上看起来对权力进行了分解，实际上是将权力都集中到了邓小平头上，因为总书记和总理都是邓指认的，他在党内的权威又最高，当然都得听他的，所以所谓解决权力过度集中不过是一句假话。 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被写进了1982年修订后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务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但事实上这种规定留下了巨大的口子，这为后续中共高层的政客们耍花招提供了空间。譬如，它虽然规定了上述职务不可以连任超过两届，却并没有规定在一个职务连任两届之后不可以再移步去担任另一个职务，更没有规定总书记、军委主席等职务也不能连任两届。这些漏洞首先被李鹏所抓住，他在连任两届总理之后转任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才肯下台；接着是江泽民，在已经接任赵紫阳的三年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又连任两届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之后还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两年，目的是掣肘他的下任胡锦涛；最后轮到习近平，他干脆修改宪法有关国家主席不能连任超过两届的规定，与总书记、军委主席无连任限制实行配套，使得邓小平这一1980年代唯一留存到21世纪的政改成果毁于一旦。 邓小平原本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改革了，因此在1986年以前，他并没有再提什么政治改革。但到了1986年，他却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在推进经济改革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当时，体改委和计委并存，体改委搞放权，计委却在搞收权，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资金的调配、产品的定价与分配，都必须按照计委制订的计划进行。邓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再也搞不下去。 那么，为什么是赵紫阳来主导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呢？按理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全局性大事，应该由总书记胡耀邦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对这项工作有所准备。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邓小平却没有按常理出牌，他选择了时任总理赵紫阳来负责。这背后基于两重因素：一是，那时邓已经对胡不信任，随时准备换掉胡；二是，邓看到了赵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实践，觉得赵更懂得如何配套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此前的1984年，邓通过设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让赵紫阳担任组长，就已经剥离了胡的经济领导权；此次的再度授权，说明邓对赵的信任达到历史最高点。 但是，对于政改的理解，赵与邓从一开始就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邓看来，所谓政改，不过是改革现有的行政体制，以提高效率。注意，他的关键词在于“效率”两个字。他认为，无论是活力、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甚至是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等等，都要围绕效率这个主题。政改的前提是，绝不可以触碰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不可以触碰党的领导，他认为这种集权式的领导，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风才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他告诫赵，任何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轮流坐庄，连一丝痕迹都不可以有。 在赵的理解中，所谓政改的核心词应该是“民主”，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自己国家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这怎么行？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因此民主在政改方案中必须有所反映。 但政改需要考虑现实问题，赵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既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需求，而是邓小平这个现实问题。那时虽然也有保守派的强大阻力，但只要有邓小平的点头，其他阻力都好克服。因此，政改方案必须顺着邓小平的思路来进行，而不能抱有一口吃个胖子的想法。根据这个最大的现实，他确立的策略是：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不纳入方案。 按照这个策略，政改需要这样破题：既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改变，那么就改变执政方式。如何改变呢？共产党必须从革命体制变为建设体制，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 根据这一思路，赵紫阳确立了政改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个提法，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要的民主。 youtube.com/watch?v=ogrDlhMA…

李鹏如何登上总理宝座 李鹏是典型而标准的红二代。说他典型，无论从他的父系还是母系来看，都是中共早期的中高层领导人。父亲李硕勋领导过五卅运动，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在党内、军内的职务远在陈毅、林彪之上。最关键的，李硕勋后来还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1931年，在海南活动时被国民党政府处死。母亲赵君陶是赵世炎的妹妹，而赵世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与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一起创办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于1927年国共分裂时期被处决。说他标准，在红二代登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他应该算是最早的一个，相对于江泽民硬攀上其叔父江上青养子以获得红二代身份的做法，李鹏要显得根正苗红得多。 李鹏的另外一重身份更是无人能及，那就是他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尽管李鹏一再否认，但事实总是无法人为抹去，共产党的网站也从来不避讳这一点。史料显示，1932年4月，4岁不到的李鹏就曾由周恩来夫妇抚养过。1938年，周恩来夫妇再度从李鹏母亲手里将李鹏接过来带到延安，在延安读书长大。1948年，在周恩来的一手包办下，李鹏同其他一批高干子女一起被送往苏联，在苏联学习电力，回国后，长期在电力部门任职。 李鹏无论资质、能力其实都非常平庸。六四学运期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公布李鹏的求学经历，其中提到，他留苏期间有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在进入中共权力中枢之前，李鹏除了有国营发电厂、电力管理部门的工作经验外，没有任何地方从政经验。像这样的从业经历，后来能爬上总理的高位，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李鹏一辈子拥有的资本大概可以归为三项： 第一，是电力资源。李鹏进入权力中枢之后，他的家族将整个电力系统死死抓在手里，从而形成中国一个权贵家族控制一个产业的格局。他的大儿子李小鹏号称“亚洲电王”，女儿李小琳号称“电力一姐”。这个李小琳还曾说出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她说，对于自己而言，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这句话如果放在李小琳身上成立，相信14亿中国人中有13.99999999亿人不同意。 第二，是由计划思维编织出来的脑袋。他求学苏联就是去学计划经济那一套的，而他就业的国营企业天生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他有一种苏联情结，邓小平就亲自讲过一个例子，说是有一次派李鹏到欧洲访问，他居然在未经上头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跑到苏联去了一趟。对于李鹏，邓小平不爽，却有人很爽，这就是陈云，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鼻祖，陈云特别看重能继承其衣钵的李鹏。 第三，是一副呆板形象伴随终身。李鹏之所以被人认为是名望最低的总理，除了干出来的那些斑斑劣迹，他的那副呆板形象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呆板的形象其实是跟僵化的脑袋联系在一起的，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他再度获任总理、面对记者提问时的那种窘态。记者问，您再次当选为总理，您想给全国人民说几句什么话呢？李鹏反问记者：你要我说什么话？这就是一个大国总理的反应能力。 关于李鹏的僵化与左倾，还可以举两个例子。1985年，他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在洛杉矶公开场合，跟美国人大讲计划经济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法"的好处，让美国人觉得是不是碰到外星人了。邓小平曾在多种场合表达，要在沿海多造几个香港这样的城市。这本来是一个向外界释放开放姿态的表现，可有一天，外媒问李鹏，中国会如何搞出几个香港来？李鹏予以强烈驳斥，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任何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复制到内地。由此可见李鹏跟邓小平之间的思想差距有多大。 在陈云的力推下，1981年，李鹏被任命为电力部部长；1983年，升任副总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构成是这样的：总理赵紫阳，常务副总理万里，其他几个副总理按照排名依次是姚依林、李鹏、田纪云。 按照这个构成，赵紫阳升任总书记成为定局之后，首先接任总理的人选应该是万里，但万里的年纪太大，被各方力量Pass。其次是姚依林，邓小平认为姚只干过财贸工作，知识面窄，不适合总理位置，且年纪同样偏大。这样就轮到李鹏，邓小平心里有数，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更是从未接触，他并不看好李鹏。 这个时候，说客们轮番上阵。对李鹏有养育之恩的邓颖超到处奔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人更是不遗余力。在一时拿不出更好人选的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屈从于保守派的集体意见。但他提出，李鹏担任总理后，让赵紫阳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以防止经济改革走样。这个提议看似解决了矛盾，实际上埋下了改革开放年代的“府院之争”。在李鹏看来，我虽然不懂经济，但我有后台呀，你赵紫阳有什么呢？我的权力范围怎能由你来染指？ 李鹏被确定为总理人选后，在保守派的继续运作下，姚依林成为常委副总理人选，这样，计划派背景浓厚的两个人形成双保险，把持整个国务院。 在十三大的常委布局中，原本是设置7个常委的，万里、田纪云都在常委人选之列。万里是一个与赵紫阳齐名的改革派，田纪云则是赵紫阳在四川时的老部下，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要是这样一个班子能形成，改革派能获得压倒性优势，后来的六四学运走向估计会大不一样。但这个布局被保守派巧妙地打破，他们普遍表示对万里的不满，保守派代理人姚依林出来说：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这样就把万里给否掉了。接着，在临近拍板的时候，姚依林再一次出手，突然对田纪云开炮，说田纪云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这个亲戚有问题。要临时查清楚这个亲戚究竟有没有问题已经来不及，邓小平最后下决断，万里、田纪云都不进常委。这样，最后的常委构成就变成五个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被安排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看起来不错，却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继续当他的副总理。 五个常委，赵紫阳、胡启立算是改革派，乔石是中间派，李鹏、姚依林是保守派。这种格局看起来两个派别势均力敌，实际上对赵紫阳很不利，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如果按多数来决定的话，保守派加上居中派，往往很容易形成多数。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田纪云晚年曾有回忆，赵紫阳的夫人梁伯琪曾对田纪云私下里说：班子里连个通气的人都没有，这个总书记怎么当啊？ 其实，在十三大前，赵紫阳对如何当好这个总书记是进行了系统的谋划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草十三大报告，二是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在迄今为止共产党所有的党代会报告中，十三大报告可以说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这种认可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证明。邓小平在镇压六四民运之后，说了很多倒行逆施的话，但有一句话却不是，他说：十三大报告要一个字都不能改地推行下去。 只是事实上，十三大报告不仅在六四之后没有被推行下去，就是赵紫阳在任的那两年也没有很好地推行下去。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不见实际动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保守派在，他们从始至终都在推行倒赵运动，而那时的国务院成为倒赵运动的着力点。 youtube.com/watch?v=JzEnorLE…

自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共内部就呈现出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改革派，另一股力量是保守派，或称计划派。前一股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力推市场化改革，处于前台的是邓小平一手选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后一股力量以陈云为代表，囊括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批老人，死抱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不松手，被他们推到前台的，是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李鹏等人。这种格局注定赵紫阳迟早会与他的政治对手相遇。 其实，赵紫阳最早可能的对手并非李鹏，而是邓力群。为什么是邓力群呢？且听我慢慢分析。 1980年以前，赵紫阳一直在四川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2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才正式离开四川进京；9月，正式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这就是说，赵紫阳只用了8个月时间，就实现了由部级干部到正国级干部的跃升。有人可能会问：赵紫阳为什么会升到权力中枢呢？且为什么会升得如此之快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能进入权力中枢，跟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分不开。关键在于三点：1.他最早在四川搞包产到户，有着民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2.百废待兴时期需要懂经济的人，在当时，他是这方面仅有的人选；3.最关键的一点，他是邓小平看中的人。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大要职。邓小平通过对越战争等一系列运作拿到实权之后，为了推行他想要的改革，必须对华国锋身上的这三个职务进行分解。他看好的两个人选就是胡耀邦、赵紫阳，进入1980年，他要以越快越好的方式来解决，分解的结果是，胡耀邦任党主席，后来将职务名称改为总书记；赵紫阳任总理；邓本人任军委主席。共产党一向讲“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指挥总书记和总理，形成八十年代中前期的“邓胡赵体制”。 这看起来是改革派一统江山了是吧？实际上在背后是暗流涌动。保守派对胡耀邦的开明作风一向看不惯，随时在整胡的黑材料，随时在向邓小平打胡的小报告，多次掀起“倒胡风”。譬如1983年的一次财经工作会，会议中途，陈云不顾会议程序，突然拿出一个稿子，列举了胡耀邦的12条“罪状”，当场对胡进行严厉批评。你想想，胡耀邦贵为总书记，在政治老人面前还得像小学生一样聆听教诲，这是怎样独具中国特色的权力格局？会后，陈云还通过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等人，要将批评稿往下传达，准备召开一次扩大会将胡拉下马，好在被邓小平制止了，要不然，胡的政治生命可能会停留在1983年。 但邓小平对胡耀邦并不是处处维护的，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一个根本性冲突，那就是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任何触及到共产党统治的言行都要予以严厉打击；而在胡耀邦看来，他希望营造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气氛。邓小平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耀邦敷衍了27天就宣布偃旗息鼓。正是在这一点上的不同，再加上胡在平时讲话比较随意，容易被人抓辫子，以及1986年底学潮的出现，邓小平的容忍达到了底线，他决定与保守派达成合流，以不合法的民主生活会的形式，逼迫胡耀邦于1987年1月下了台。在主要由老人帮构成的民主生活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采用了文革批斗的方式对待胡耀邦，薄一波负责主持，姚依林抢着开炮，王震骂得最起，而邓力群骂得最久最系统，最后由陈云下结论。 邓小平让胡耀邦下台，等于左膀右臂自断了左膀，他自信还有右臂在，这就是赵紫阳。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担任代理总书记，到下半年的十三大，正式担任总书记。对于当时的赵紫阳来说，他觉得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在于搞经济，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对于这种升格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感到高兴。 关于赵紫阳在权力中枢的处境，需要作一个具体交代。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梳理： 第一，赵紫阳原本一直在地方工作，从来没有在中央任职，如果不是邓小平的提议，他估计只能在地方干到退休。这就是说，在中央层面他是没有根基的，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邓小平。 第二，对于中央层面的人事安排，他几乎没有任何话事权，话事权都掌握在老人帮手里。在这一点上，他比大多数时间都在中央工作的胡耀邦还要差一个档次。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1985年，胡耀邦调具有开明作风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来担任中宣部部长，正是这个朱厚泽提出了在宣传领域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但胡耀邦下台后，朱厚泽也被免职，宣传部长落到保守派人物王忍之头上。当时，中共部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王忍之说出这样一句话：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二次拨乱反正，拨谁的乱？显然是拨改革开放的乱。要是按照这样一个说法走下去，改革开放有夭折的危险，赵紫阳知道后，给王忍之骂了一顿，但骂归骂，他却动不了他。他本想调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来代替王忍之，但被陈云阻止。 第三，俗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赵紫阳跟胡耀邦属于共产党体制内难得的“君子”类型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做事光明磊落就行，从不拉帮结派，从不笼络人心，因此，在中央工作期间，他们没有培植自己的亲信。他们俩被邓小平看重，被邓小平放到重要位置，他们除了对邓小平表示正常的尊敬之外，也从来没有跟邓小平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关系。这种性格特点，在后人看来当然值得钦佩，但在彼时彼地，却极容易招来政敌围攻。赵紫阳还有一个特点，他没有亲信，但他懂得保护人，哪怕这些人原本跟他没有什么交集。譬如胡启立，这是胡耀邦一直重视的团派系统的人，胡耀邦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又助力他进入政治局委员行列。胡耀邦下台后，胡启立也受到冲击，但赵紫阳出来保护他；十三大后，他更是得以不受影响地进入政治局常委。再一个例子就是温家宝。胡启立之后，胡耀邦推举温家宝担任中办主任，赵紫阳上任后，他继续留任温家宝，没有说这不是自己的人就将其调离。温家宝后来写过多篇文章感念胡耀邦，不知道他心里是否也同样感念过赵紫阳呢？我只记得一个细节，2019年李鹏去世时，几乎所有退休的正国级领导都参加了李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温家宝没有参加。他是否因赵紫阳的好而想到了李鹏的恶才没有参加？不得而知。 第四，赵紫阳当总理时，相当于处在暗处，保守派将火力集中在胡耀邦身上；但一旦当总书记了，就处于明处，保守派的火力转而对准赵紫阳。有了对付胡耀邦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付赵紫阳，保守派的手法自然要熟练得多。胡耀邦下台后，保守派天然地觉得占有了道义的制高点，邓小平不得不在无形中让渡部分重要的人事权给保守派。譬如总书记和总理这两个职位，你邓小平提了一个，另一个就得由保守派来提。那保守派最初想提谁呢？提邓力群。 邓力群是个什么人呢？简单概括，他是个“左王”，是左派阵营的笔杆子。具体来说，他跟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几个计划经济大佬有着极深的渊源。当年王震进军新疆，他跟随王震在新疆当宣传部长，配合王震在那里杀人如麻；陈云搞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是得力干将；李先念1960年代当副总理期间，他相当于是李先念的幕僚。他长期在宣传口工作，把持左派刊物《红旗》杂志很多年；改革开放后，又升任中宣部部长和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所谓“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这句话，其实是邓力群授意王忍之说出来的。 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受托打电话给赵紫阳，说王震想找他谈一次话。王震当时只不过是中顾委副主任，赵紫阳却必须得登门受教，这就是中国老人政治的威力。王震对赵紫阳表达的意思是：你就不要接任总书记了，继续当你的国务院总理，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 前面说过，赵紫阳本来就想干经济这个老本行，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王震这番话背后的意图，就回答说：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你只要说服小平同意，我这里没有问题。 赵紫阳从王震家里回来，就有人告诉他，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这引起了他的警惕，让这个“左王”来当总书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肯定会被搞得如火如荼，经济体制改革的事情就都不能干了。邓力群曾说，现在改革开放，资本家来投资，我们只要不高兴，胡子一抹，就可以统统没收！试想让这样的人当总书记，不就等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自杀吗？ 就在这个当口，听到消息的李锐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李锐相信大多数人都熟悉，他曾担任过毛泽东的工业秘书，1980年代还担任过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晚年更是呼吁民主宪政，成为中共体制内难得一见的自由派人士。他的这封信说了什么呢？ 他说，邓力群"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该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还特别披露，1943年延安时期，开展所谓抢救运动，李锐被打成特务关进监狱一年多，这段时间，邓力群利用自己调查员的身份，诱奸李锐的妻子范元甄。关于这个过程，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有详细的回忆。 李锐的信恰逢其时，赵紫阳把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的批示不仅将邓力群想当总书记的梦给彻底堵死，而且还将他调离了宣传口。赵紫阳顺势将邓力群把持的书记处研究室给解散了，这个所谓的研究室，是制造反改革舆论的出口。一年之后，他又将具有浓厚左派色彩的《红旗》杂志改名为《求是》。 当不了总书记，老人们原本的意图还想将邓力群留在政治局内，不料，在十三大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邓力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就更别说政治局委员了。陈云转而想安排邓力群进入中顾委常委，结果还是被委员们所否决。都没有选上，这对于一个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呼风唤雨、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即将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李先念批示：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即将担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大声宣布，邓力群原有的地位和待遇要继续保留，不得改变。翻译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话，就是要保留邓力群的特权呗。 邓力群的落选，标志着保守派在十三大人事安排上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保守派的力量依然强大，他们通过推出李鹏、姚依林来控制国务院，使得保守派丝毫不落下风地与改革派形成对垒。 youtube.com/watch?v=JzEnorLE…

邓胡赵体制为何滑向六四悲剧？ youtu.be/B9SOFUALDmg?si=l57m… via @YouTube

1989年6月23日到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由时任总理李鹏作《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报告指责赵紫阳犯了两大错误：支持动乱、分裂党。在列举多项莫须有的罪证之后，他脱稿声色俱厉地说："像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李鹏宣布，撤销赵紫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 这次会议是由时任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主持的。须知，自从1987年10月十三大确立五位新的常委班子之后，作为国务院系的常委，李鹏和姚依林在保守派的支持下结成政治联盟，其矛头从一开始就是对着总书记赵紫阳的，而非始自八九学运之后才开始与赵紫阳出现分歧。只是没有想到，两年时间不到，他们就将赵紫阳扳倒了。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且由他们俩出面来宣布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这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和快意人生啊。 不知道当李鹏在宣读报告时，坐在家里的太上皇邓小平作何感想？在李鹏看来，他是假邓小平之手干掉了政敌；而在邓小平看来，他是以“无毒不丈夫”的决绝砍断了由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左膀右臂。事后，他感到过后悔吗？他后悔过，据说他多少次托人给赵紫阳传话，只要赵肯承认错误，哪怕表示一下地低个头，就可以让赵复出。可是赵始终没有松口，邓只有在内心叹气，直至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李鹏为何要心心念念地扳倒赵紫阳呢？邓小平为何愿意自断手臂呢？赵紫阳又为何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背后渗透着怎样的政治伦理和国家悲剧？ youtube.com/watch?v=JzEnorLE…

邓家客厅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实际轴心，它展示了一种由邓小平独享的权力模式：在这里，法定程序被强行冷冻，国家的命运被固定在一张旧藤椅上。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对客厅政治作一番解读。 第一，它是权力的私有化场。在制度设计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是这个国家行使最高权力的公共场所。但八十年代的实况，是一个私家客厅吸干了中国最高政治机构的权力骨髓。宪法和党章规定的议事程序，在几组沙发面前散落一地。十三大确立政治体制的改革蓝图，呼吁在法制的轨道上行使权力，但庞大的官僚系统与国家机器，最终被逼向政改的反面，成为客厅决策的传达室与执行终端。当公域空间的权力被私域空间的个人所拿捏，这个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只能用无可奈何来形容。 第二，它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表演场。谁把权力私有化了，谁家的客厅就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在乎那个名义上的最高职位，他可以将这些职位作为赏品交给那些可供驱使的人，一旦不满意，就把赏品收回，再交给另一拨人。这就形成了整个权力场中人不由自主地往客厅跑的景观，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必选动作。可能在某些时候，基于个性、基于良知，某个领导人想摆脱这种关系，或者想调整这种关系，那么此时，他的政治生命就开始进入倒计时。而那些习惯了的人，或是吸取了教训的人，就能从这种关系中活出滋润来。当某一天多年媳妇熬成婆，接过了这把私有化的权杖，他就可以让其他人来依附，形成自己的客厅效应了。如此循环，即使能背《葛底斯堡演讲》，他也会本能地抗拒这个演讲所要造就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那会夺走他的权杖。 第三，是开动暴力机器的中枢。这间客厅之所以能压倒全中国，其硬核支撑是绝对暴力的垄断。邓小平在十三大后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在法理上成了普通党员，但他没有松开中央军委主席的印章。这就让这间普通的客厅，具备了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功能。六四期间调动数十万野战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就是这样作出的。这个客厅也同时告诉一个事实，中共总是讲党指挥枪，本质上却是枪指挥党。当党魁与枪杆子合一时，你被迷了眼，看不出，以为真的是党指挥枪；只有在这二者分离时，你才知道，枪指挥党才是革命政党或极权政党的核心特征。 第四，是黑箱政治的源头。这种权力的黑箱本质，在天安门广场与米粮库客厅的对决中被看得极其真切。天安门广场是国家最大、最开放的公共空间，六四期间，那里聚集了百万学生和民众对政治透明与公开对话的呼唤。而米粮库客厅对这些声音置若罔闻，为了这个党的永久执政和权贵们的千秋万代，他们在阴影里做出了密室决断，绝不会想还要通过什么法定程序去获得授权。那些程序设置是用来给人看的，你想看，平时可以演一演给你看，关键时候，我要演的不是这个花拳绣腿，而是真刀实枪，真刀实枪杀向长安街直至广场上的人们，那怕他们是孩子，是我们一向宣称的“祖国的花朵”。 人民大会堂很大，大不过客厅；天安门广场很大，大不过客厅；中国很大，也大不过客厅。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只需要在这间客厅的大门一开一关之间完成。即使在今天，权力逻辑依然是在客厅里完成的，人民大会堂里坐着的人都不过是在做事后表演。至于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想发表看法，提出意见，那对不起，我不解决意见，只解决提出意见的人。可能有人会说，我今天看不到客厅了啊？是的，你是看不到。你看不到，不等于客 厅不存在，那只是客厅的物理形态更隐秘、更高级了而已。 youtube.com/watch?v=pIykIzYM…

只是总理、且是保守派的李鹏能闪电般进入邓家客厅，而身为总书记、长期是邓小平所依仗的改革派的赵紫阳却消耗近半个月的时光才获得准入证，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在4月19日，邓小平还在这个客厅里跟赵紫阳讲：要召开一次会议，向中央高层讲清楚，你当总书记要当满两届，我将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样你说话就有权威性了。而现在一个月还不到，你邓大人怎么就改变态度了呢？ 别急，邓大人远远不是改变态度的问题，而是变脸的问题，甚至是翻脸的问题。决定中国命运的动作，集中发生在1989年5月17日到19日之间。这两天，进出邓小平客厅的人特别多，且一拨又一拨。 5月17日下午，赵紫阳走进米粮库胡同11号。他原本通过事先预约，要与邓小平单独见面，试图做撤回“四二六”社论的最后争取。但他跨过门槛看到的，是一个预先布置好的会场，其他的人都已经在现场了。邓小平没有给他单独见面的机会，直接把这次求见变成了由他本人主持的常委碰头会。 而更为赵紫阳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天的上午，李先念已经代表保守派悄悄来过这个客厅一次了。这就是说，邓小平与保守派此前的意见分歧，在这个上午已经达成弥合。 在旧藤椅前，围猎开始了。李鹏与姚依林率先发难，把局势恶化的责任全部推给赵紫阳，并指出，赵的亚行讲话，是激化矛盾的开始。紧接着，杨尚昆有如事先拿到剧本一样，在现场率先提出采取戒严。这一系列铺垫完成之后，邓小平开口说话，肯定“是赵紫阳造成局势混乱”的判断，当场拍板，下达戒严指令。 五位常委被要求逐一当面表态。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居中隐忍。这本是一个意见分裂、在法理上根本无法形成多数决议的局面。但在米粮库胡同，法定的多数原则是没用的，客厅主人的一句话，就让戒严指令落地。太上皇的私人态度，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 到了5月18日上午，邓家迎来了1980年代中国政治极为罕见的一幕，中共元老齐聚客厅，召开了一个“元老闭门会议”，参会者除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云，陈云本与邓小平平起平坐、且在经济路线上与邓长期不和，这次的破例到场，标志着元老阵营完成了彻底合流。在这次闭门会上，元老们集体支持邓小平，坚决要求实行戒严，调野战军进京；并开始物色新的接班人来代替赵紫阳，江泽民的名字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浮出水面的。 战略定调完成之后，到了5月19日上午10点，这间客厅的大门再次打开。这一次，跨进门槛的只有李鹏和杨尚昆两个人，与4月25日的那次进见形成完美闭环。他们不再需要请示要不要戒严，而是作为“前方执行小组”，向旧藤椅上的太上皇汇报野战军进城的具体行军路线，以及当晚戒严大会的组织细节。从此，法定的总书记赵紫阳，被彻底排除在了党中央所有的决策通知名单之外。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转折，在米粮库胡同的暗箱里被敲定的那一刻，善良的人们还在心存幻想，这个党多少总会怜悯广场上的孩子吧？ youtube.com/watch?v=pIykIzYM…

六四期间，李鹏进入邓家客厅有多顺畅，赵紫阳进入邓家客厅就会有多艰难： 八九六四学运是这套官僚体制运行到那个时间节点的必然结果。在学运初期，赵紫阳和李鹏这对政敌展开了明面上的较量。较量的关键，不在正式的会场上，而在如何获得邓小平的支持上。而要获得支持，你首先需要获得进入邓家客厅的门票。从获得门票的角度来打量六四，或许能给你全新的启发。 先来看李鹏。1989年4月24日夜间，趁着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李鹏在中南海召集常委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添油加醋的汇报，连夜形成了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草案。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4月25日上午，李鹏就顺利进入了米粮库胡同11号。在这次叩门行动中，掌握第三把钥匙的杨尚昆是带着李鹏一起去见邓小平的，全程没有任何耽搁。面对李鹏以定性草案为蓝本的汇报，邓小平没有犹豫，他在李鹏的基础上，用现场讲话将调子调到足够高的高度，拍板确认这是一场动乱。当天下午，拿到最高授权的李鹏返回中南海，指挥笔杆子写出措辞强硬的句子，这就是在次日抛出的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从后台拿到尚方宝剑，到前台推出杀器，耗时不到24小时。 再来看赵紫阳。4月30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到了北京。面对被社论激化的广场局势，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主张退回到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化解危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必须是弱化或者撤回“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 赵紫阳想到的第一步棋，自然是去见邓小平，面对面地把局势解释清楚。他先是抓起第一把钥匙，也就是拨通“邓办”的电话求见。此时，“邓办”的绵软手法发挥作用了，秘书以邓大人“身体需要调养，为迎接戈尔巴乔夫来访做准备”为由，切断了总书记的通行路线。 直接叩门失败，赵紫阳一度动过借助统战部长阎明复去影响邓家姐妹的念头，那边传来的消息是，要赵慢慢转弯子。这不是一个让人心里踏实的答案，他转向第三把密钥，求助杨尚昆代为安排。杨尚昆在口头上做足了同情和支持赵紫阳缓和局势的表示，然后打起太极拳，说小平同志已经定了性，你这个时候去见他，万一再加强原有定性，那就更不好办，你先按自己的方式处理，等局势缓和了就好办了。此时的赵紫阳正好碰上了来京汇报工作的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他知道许跟杨关系非同一般，便不惜降尊纡贵，要许去疏通杨，以便能尽快见到邓小平。 赵紫阳随后在5月4日亚行年会上发表了那篇呼吁冷静和理智的讲话，虽然取得了较好效果，学生们陆续复课，但他内心清楚，没有后台背书，没有落到纸面上的对定性的回调，这些效果只能是暂时的。在杨尚昆的太极推手下，见面的时间被不断往后拖延。直到5月11日，杨尚昆才先行前往客厅探路；5月13日，在杨尚昆的陪同下，赵紫阳获准跨进那扇大门。而恰恰就在他见到邓小平的那一天，广场上的绝食行动宣告启动，局势滑向不可逆的深渊，一个本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改变局面的机会就这样丧失。 youtube.com/watch?v=pIykIzYM…

杨尚昆为何会成为通往邓家客厅的梯子？ 杨尚昆与邓小平拥有数十年私交，正是凭着这份私交，1988年，81岁高龄的他被邓小平送上国家主席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杨承担着为邓传递一线消息的责任，换句话说，他虽然只有列席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的权力，但只要他在场，他就相当于邓小平的眼睛。此外，杨还被赋予了可以单线联系邓的特权，而且这种赋予可以说是唯一的，这就让杨具备了无可替代的特殊政治价值。杨又恰好具有对谁都友好相待的功夫，这就让主政官员在心里把杨视为一把好用的梯子。他们不会随意调用这把梯子，只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信心十足地拿起这把梯子，至于梯子是否的确好用，只有用完才知道。 youtube.com/watch?v=pIykIzYM…

邓小平的客厅大过整个中国 youtu.be/pIykIzYMkxA?si=75WL… via @YouTube

赵紫阳：反讽的权力拼图葬送了他，也催生了六四 youtu.be/9XokwBmV7RU?si=Slwa… via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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