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主导的政改，内容涵盖较广，我这里只讲四个方面。 第一，是党政分开，不仅包括党和政府，也包括党和立法、司法以及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哪里都是书记说了算。既然是你书记说了算，那还设立政府干什么呢？干脆取消政府算了呗。可它需要政府来装点门面，以表示它也是一个国家，所以就耗费民脂民膏，建立两套人马，让老百姓既要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还要供养一个庞大的党，我们给它一个称谓叫“党国”。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要慢慢破除党国体制，这是赵紫阳政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实行党政分开呢？主要有以下措施： 1.党只管政治方向，管大政方针，剩下的行政和具体事务是政府的事情，党不要插手，并强调，党也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2.在政府的各级机构中不再设立党组，避免造成书记与行政首长争权和扯皮的事情。你本身在政府系统之外就存在一个巨无霸式的党委系统，且各级行政首长都几乎百分百是党员，还要在政府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里成立党组，这是不是太反人类了？ 3.让党委瘦身，撤销党委内各种与政府职能重叠的机构，并不再设管政府事务的党委副书记，尽量减少纯党务干部。每减少一个党务人员，就是减少老百姓的一份沉重负担。你一个党本身要靠你自己筹集经费来供养，怎么能让老百姓来养你呢？这是违背人类常识的规定，可怜中国老百姓至今没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 4.各级政府以及政府之下的部办委局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个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都实行院长、校长、所长、社长、厂长、经理负责制，他们上头不再设书记这个“婆婆”。说实话，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你邓小平说要效率，这就是提高效率务必要办的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政分开的措施有很多都已经落实下去。我记得1988年我还在读高中，在我们学校里，我知道校长是谁，却至今回忆不起来书记是谁。只是六四之后，江泽民上台，各个地方被裁撤的党的机构和职位纷纷回潮，全部变成书记领导下的“什么什么长”负责制。而到了习近平手里，更是倒回到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党是管一切的，几乎任何单位都必须书记是一把手。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来惩罚中国人呢？ 第二，是实行差额选举。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选举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人或多人竞争一个职位，由有投票权的人来决定谁当选。中共自执政以来，发明了一种方式叫等额选举，一个职位由党的组织派一个人去候选，投票的人只能选这一个人。这是明晃晃地玩弄民意，却被中共视为统治术的一大法宝。当然，等额选举也会偶尔有发生例外的民主事故，譬如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过半，那这个人就选不上。 赵紫阳的政改决定打破这一格局，引入差额选举，且开始引入的比例很低。譬如在13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人员都由中组部拿，拿出185个候选人，选举出175个中央委员，这种差额选举的比例不过5%。有意思的是，原本想抢占总书记职位的“左王”邓力群，获得的票数排在175名之外，被硬生生的给“差额”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所有的候选人都由党组织指定，即使你的差额比例很小，也能反映出一定的民意。 按照这种思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差额选举在各级各类选举中的比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很大推动。很可惜这种思路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被打断，虽然至今在共产党包装的选举中还依然存在差额选举，但那只是起到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而已。更多的选举是等额选举，是一张反对票也没有的选举。像习近平的国家主席选举，哪怕象征性地安排一张反对票的举动也不再有。 说到习近平，还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1987年底，习近平那时已经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当了两年了，组织安排他作为厦门市市长的唯一候选人，由投票人以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他为市长。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得票没有超过半数，结果市长没当成。连通过等额选举都没选上，这在中共选举史上怕是极为罕见的例子。只是这种选举并没有影响习近平的仕途，他一个转身就出任宁德地委书记。书记不需要选举，只需要一纸任命即可，可见人家的后台有多硬，可见中共的选举是多么的一钱不值。 第三，是撤销政法委，逐步实现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这是文明国家的政治常识。中共却不这样认为，它通过设立政法委来领导公检法，让所有案子都执行共产党的意志，而不是法律的意志。所谓执行共产党的意志，实际上是执行某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意志。譬如对江青的判决，邓小平主张死刑，陈云说，如果一定要执行死刑，请在上面写上一句话：陈云不同意。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他们都不是从法律出发，从事实出发，而是从个人好恶出发。退一步讲，哪怕他们都是从法律出发，也轮不到他们发言，因为他们不是法官。 赵紫阳决意撤销政法委，成立政法协调小组，规定这个小组不给政法工作下指示，不干预具体案件，只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存在。平心而论，这是向司法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向全国铺开，就被六四镇压所中断。1990年3月，上任不到一年的江泽民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公检法独立办案成了一句空话。 不仅政法委，现在的纪委系统更是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厂”，涉及到党纪、政纪和法律案件，纪委都可以插手，且一般都由纪委先插手，通过所谓双规的做法立案调查，在完成党纪、政纪处理后再移送司法处理。所谓“移送”，也是中共的一大发明，这是在未判定一个人有罪的前提下先由党来认定其是否有罪，然后交给司法机关，按照党的要求对其进行量刑。这种做法既违法又违宪，却在当下中国成了判案的常态。这样的国家，法律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四，逐步放开舆论控制，酝酿出台《新闻法》。 关于这一点，先来讲一个小故事。1987年夏天的北戴河休假期间，放映电影《芙蓉镇》，请赵紫阳来看。看完电影以后，一位书记处书记问赵紫阳：“这个电影可以公演吗？”赵紫阳回答说：“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审查电影的，以后中央不审查电影。”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赵对于中共一向习惯性的审查制度有了一种本能的抵制。中共十三大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落实这一原则，就是要对以往控制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赵紫阳政改的一个重要方向。 赵曾与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谈到“独立办报”的问题，与主管宣传的胡启立探讨如何实现报社总编辑负责制的问题。正是在赵紫阳的倡导下，十三大后的一年多时间，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政治气氛、舆论环境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当时，已经在酝酿出台《新闻法》，只是可惜，负责主持起草工作的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造成这个法律草案迟迟难产。等到六四之后，这部法律就再也没有出台的可能。延宕到今天，在习近平的高压政策下，新闻媒体已经彻底丧失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只剩下防火墙、删帖封号、因言获罪。 youtu.be/THxF14VOw70?si=zZFA…

【向莉郑重声明】2026年6月4日 因我在海外发表观点和参与抗议中共的活动，我在中国境内亲属频繁被湖北国安、北京国安骚扰、恐吓。近期，湖北国安甚至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号，要挟他们公开声明与本人断绝亲属关系。已经发展到邪恶的连坐了！ 本人郑重声明：因本人在海外发表观点或参与公共事务而采取任何针对我在中国境内亲属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冻结银行账户、要求其公开声明与本人断绝亲属关系、或以任何方式进行跟踪、骚扰、恐吓，均属于对无关第三方权利的侵犯。 亲属关系属于个人私权范畴，不应因他人言论或立场而受到牵连。对无直接法律责任的个人采取限制措施，是对其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 本人在此正式要求湖北国安和北京国安： 1、立即向我亲属道歉，并停止对我亲属的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施压行为； 2、依法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不合理限制； 3、尊重公民合法财产权及其他基本权利； 4、不得以本人言论或政治立场为由，对我亲属采取任何株连措施。 本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及国际人权机制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 向莉 2026年6月4日

彭德怀情商很高。他没报告毛泽东。而是报告给周恩来。把这烫手山芋扔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直没敢和毛泽东说。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真高兴时，周恩来一看现在汇报，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才告诉毛泽东你儿子毛岸英半年前已经被燃烧弹烧焦了

张国焘要是成事，也是另一个毛泽东。中国人民不一定会少受罪！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说：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非暴力抗争高度依赖战略协作，需要有战略协同能力的一代运动骨干来执行战略规划。社会运动也需要接受像黄埔军校那样的专业训练，不管是自发的还是系统培训，未经训练的头脑无法应对危险重重的政治挑战。 许多中国民众对非暴力抗争理念一无所知，包括那些热衷公共讨论的群体也一样：他们有一种顽固不化的执念，以为非暴力抗争就是煽动民众上街挨打不还手。 非暴力抗争含义非常宽广，“上街挨打不还手”根本就不是非暴力运动，甚至连狭义的概念都不是。非暴力抗争其实就是一种“不合作态度”从战略层面上得到系统执行。 不少中国网民从别国新闻事件上看到一星半点儿碎片信息就自以为对别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了，这种情况完全不符合事实。社会运动需要专业训练和大量实践案例研究，绝不是普通网民想当然窥一斑即知全豹式碎片化理解。 另一方面，许多人偏执地以为自己国家比别国复杂，所以没有必要借鉴外国经验。实际上，社运人士只要稍微深扒一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发现：基本上每个国家在反抗之前都这样抱怨，都觉得自己国家要比别的国家更危险、更残酷、更不可能反抗，所以别国经验对本国无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障碍，在各国都普遍存在。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普通市民与社会活动家看问题的视角完全不同：普通市民除了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之外，还喜欢朝“不可能”的方向看问题，结果他们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的理由；社会活动家总是朝“我要怎么做才可能”的方向看，所以看到的都是更务实解决问题的实践方略。 我们译介《革命蓝图》不是为了要求普通人照搬照抄别国抗争经验，而是供社会活动家有意识地培训自己，这个培训是需要基于大量外国抗争案例的。这就好比科学家在成为科学家之前得掌握数学能力，要做大量数学题（而不是只会做某一种类型的数学题），社会活动家也需要分析和研究大量别国经验才会掌握社会抗争的判断力、战略眼光、执行力和合作能力。 当然，译介《革命蓝图》的另一个使命是给大众科普社会抗争（尤其非暴力抗争）的基本知识，给大众扫清一叶障目的偏见（这种偏见以为上街抗议才是非暴力抗争）。 《革命蓝图》已于6月4日正式上线，免费向公众发布，下载地址：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chinademocrats.org/?p=6729 中国行动：chinaaction.org/946.html ------ 我所主办刊物《中国民主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p=6547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cat=8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chinademocratictransition.su…

“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早就饿死了！”问题是共产中国成立时，中国哪来的5.4亿人口？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中国人早就绝种了。我爷爷当年说，解放前经常吃肉，解放后差点饿死。隔壁红卫兵气急败坏：“叔叔，你再发表这种反革命言论，我就举报你！”

六月三号 我们在旧金山市政厅广场 纪念六四屠杀37周年遇到Christine Pelosi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前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女儿！

“从1900到2019年，全世界有650场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在过去120多年中，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 “从19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有67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非暴力抗争在其中的50个、也就是超过70%的国家，是关键性驱动力量。另外有14个国家的转型由掌权者自上至下改革所推动，还有3个是在外部干预下开启的。”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认为：“暴力革命的确曾改变过历史。它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世界，非暴力革命已经取代暴力，成为反抗专制暴政、开启政治转型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反抗比武装斗争更成功。” ------ 以上内容摘选自《革命蓝图》中译本序言。《革命蓝图》已于6月4日正式上线，免费向公众发布，下载地址：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chinademocrats.org/?p=6729 中国行动：chinaaction.org/946.html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p=6547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cat=8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chinademocratictransition.su…

《革命蓝图》于6月4日正式上线，免费向公众发布，下载地址：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chinademocrats.org/?p=6729 中国行动：chinaaction.org/946.html 推荐读者们抢先阅读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给《革命蓝图》写的中译本序言《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原文如下： 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王天成） 这的确是一本关于革命的书。但它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暴力革命――不是数百年前的英国、美国、法国革命，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农民武装起义、晚近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说的“革命”，是当代世界终结专制、开启民主最主要的斗争方式，也就是非暴力革命，或者说人民力量、公民反抗运动。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是原塞尔维亚学生非暴力反抗组织 “抵抗”（Otpor）的共同创始人和1999-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成功后，他曾短暂从政，但很快转而致力于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原理、知识、战略和战术，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 翻译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让我回到1989年鲜为人知的一幕，因为有必要做进一步说明。那一年，当天安门民主运动仍在高潮的时候，一个居住在美国波士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人带着其助手，飞越太平洋到北京实地考察学生运动。他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暴力抗争专家、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夏普回美国后发表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考察报告：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的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 夏普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运动参与者们真正了解过非暴力抗争的本质。他写道： 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相关资料。 从那时到现在，数十载已然过去，我国民主活动人士是否接触了更多相关书籍、资料呢?知识是否显著增加了呢？情况不乐观。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了追求这方面知识的激情，因为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非暴力抗争也需要学习。但缺乏学习激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有人想做一些钻研、探索，他们也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中文作品。尽管陆续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作品，但作品的选择随机性强、缺乏系统考虑。 这就导致了一种足以令人吃惊的状况，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总体上并不比欠缺的过去有显著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的对手自1989以来，一直在不断学习并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抗议的发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我们，希望改变中国的人们，却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知识而提升能力。 不止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相较于1989年，我们的认知还发生了退化、混乱。那时，投身于运动的广大学生始终坚持非暴力的理念，而今天主张暴力、贬斥非暴力的人却非常多。那场运动的惨遭镇压打击了不少人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加之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和战略战术缺乏了解，导致这些人的思想停留在依靠暴力追求改朝换代或政治变化的过去时代中。 暴力革命的确曾改变过历史。它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世界，非暴力革命已经取代暴力，成为反抗专制暴政、开启政治转型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反抗比武装斗争更成功。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分享两组国际上重要的统计研究结果： 从1900到2019年，全世界有650场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只有约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在过去120多年中，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 从19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有67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非暴力抗争在其中的50个、也就是超过70%的国家，是关键性驱动力量。另外有14个国家的转型由掌权者自上至下改革所推动，还有3个是在外部干预下开启的。 我还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它是关于战略战术之重要性的。 我借用另一位非暴力行动研究专家――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的话，来介绍这一结论： 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 根据梅里曼的研究，非暴力抗争有三大决定要素，即规模、战略规划与非暴力纪律6。在这三大要素中，对我们而言，最容易理解的是规模，就是参与反抗的人数。非暴力纪律的意思也算明显，重要的是保持克制、不诉诸暴力。然而，战略规划却并非如此“通俗易懂”，也是中国活动分子们所长期忽略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战略是不同于策略的。根据吉恩·夏普的观察，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最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战略规划。 这是一个序言，注定不方便进而探讨什么是战略，特别是如何制定战略规划。这些最好留给读者自己通过足够的阅读去获得了解、领悟。当然，战略问题并不是唯一需要学习的。需要对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等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同时，这种了解和把握对于战略规划者也至关重要。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斗争技术，是一门有丰富内容的功课，需要花时间潜心研读。 我在这里只强调了阅读这种学习方式，还没有提到另外一种学习来源，就是自身过去的抗争经历。自身的抗争经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正确解读。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并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总结过去的经验。规模空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所留下的阴影一直延续至今，许多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非暴力在中国行不通、必须使用暴力，这就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错误总结。 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异议人士中有许多对非暴力抗争的严重误解。其中最流行、也最著名的，莫过于“非暴力只适合统治者比较仁慈或者有一定民主的国家”这一论调。同时，还有“非暴力是怯懦软弱的表现”，“主张非暴力是配合中共维稳”，“非暴力追求的是渐进改良”，等等。假如我们重视阅读，对于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有足够了解，持这些论调的人会少很多。 当前需要克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了过去失败所留下的阴影，也与缺乏非暴力作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的知识相关。传播这种知识将有助于建立信心，从而在被压迫者自身方面减少开展非暴力行动的障碍。当然，顺序似乎只能是异议人士自身首先要坚定信心，然后去帮助更多人树立信心。目前，如果走进异议人士的家，你几乎看不到谁的案头有一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这种状况令人遗憾。 现在我回到《革命蓝图》这本书。刚才提到其作者波波维奇在成功推翻了本国独裁政权后，很快转而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非盈利机构“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 (英文缩写CANVAS)，已有近40个国家的人参加这个中心的培训。他还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讲授非暴力抗争。他与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与广泛联系，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 《革命蓝图》就出自一个有这样经历和背景的人之手。这不是一本很厚的书，但作者的经历、背景增添了其厚度。它讲述的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严肃话题，在写作手法上却像一部细腻、生动的小说。 因而，本书在出版后备受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学习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 说它是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意味着还应该有进阶读物。这方面，让我们回到吉恩×夏普，尽管他也有普及性的佳作。吉恩×夏普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战略、战术、方法有迄今最系统、透彻的阐述。波波维奇当年参与计划、领导塞尔维亚反抗运动时，曾也受益于吉恩·夏普的著作。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推荐夏普去世前不久编辑的、多卷本的自我培训读物――《自我解放：终结专制或其他压迫的行动战略规划指南》。这套书2009年出版后不久，台湾就有了译本，可惜误译很多。据我所知，已经有大陆异议人士重新翻译、编辑，希望能早日出版。 最后要提到的是，如果你阅读非暴力反抗的书籍，是想从中找到一套现成的、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你将会失望。没有任何一本书，无论出自谁之手，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它们的价值在于增进知识、加深理解、训练思维、启发灵感，从而有助于成功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方案。 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而且，请记住，有些“兵书”，是需要反复研读的。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p=6547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chinademocrats.org/?cat=8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chinademocratictransition.su…

#六四37周年｜ 37年来，中国审查制度不断收紧，试图抹去人们对天安门武力镇压的记忆。 但沉默无法改写历史。 当公开悼念被禁止，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将这份记忆延续下去。 📢让我们听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和西藏抗争者的声音。 加入我们的网上悼念：在 @amnesty.chinese Instagram主页点击 #WeRemember64；或者在手机浏览器打开 amn.st/6175NfJzz，发布动态悼念六四。 #国际特赦组织 #六四我记得 #天安门

【推翻独裁者的行动手册《革命蓝图》】 新书出版‼️ 六四37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中文版 #革命蓝图 以飨读者!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是推翻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创办“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培训50多国活动家,其学员参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乌克兰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 该书是务实的社会抗争行动指南，可以说是“社会活动家必备手册”。该书以故事丰富、可读性强、实用性强、创新性强著称，受到包括《卫报》和《纽约时报》在内多家媒体好评。《纽约时报》称，波波维奇愉快地颠覆了大多数人对非暴力斗争的常见认知。《波士顿环球报》称，该书提供了一套清晰、结构良好、易于应用的实践原则，适用于“大卫对抗歌利亚式”以小博大的抗争。 根据基于1900–2019年间大量历史数据的政治科学国际前沿研究，非暴力抗争不但是19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占压倒性多数的主要抗争形式，其成功率还是暴力抗争的两倍。 对简体中文读者来说，《革命蓝图》确实堪称颠覆了中国人对非暴力抗争的认知，有助于纠正社会偏见和认知误区，填补视野盲点和补充抗争工具箱。不管是访民、维权人士、人权活动家、不同政见者、新闻出版和传媒工作者，还是广大的政治反对派群体，乃至Z世代一般网友，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直接启发。专制政权的统治及其弱点将不再是秘密。将这些秘密祛魅以后，务实的抗争者将不再被恐惧束缚手脚。 务实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者们，正好利用该书来充实知识库和武器库，也可以用来培训和自我训练。中国眼下抗争活动陷入低潮、抗争形式多样性衰竭、社会变革道路受阻，正好需要像《革命蓝图》这样的专业指导来补充新鲜血液。 公众在政治热情尚未被残酷现实扑灭之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绝处逢生：从行动指南中，找到振奋社会和荡涤悲观情绪的灵感启发，让公民社会从灰烬中重燃希望，为改变现状和推进社会变革，酝酿新一轮抗争浪潮。 《革命蓝图》简体中文版由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策划、#中国行动出版社 出版，向广大中文读者免费发行，希望借此鼓励公众积极学习各国抗争经验，自发探索属于中国的社会变革道路。 电子中文版《革命蓝图》将于六月四日 正式在 中国行动网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光覆之路网站 刊发，届时读者将可免费下载《革命蓝图》。 #最好的纪念是新的抗争 ！

#你没看过的六四 系列图片展28 "学生遇难证明" 三张泛黄的纸，三个被学校官方文件确认的死者。它们由死者所在的院校开具，盖着鲜红的公章，白纸黑字记录着中共对学生的屠杀。 第一张，北京邮电学院出具。李德志，应用物理系硕士研究生，工作两年后重返校园读研，为人忠厚老实。校方特意写明，他近两月一心扑在论文上，几乎没有介入学潮，五月底才从天津出差返校。六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他骑自行车外出，六月四日凌晨在复兴门一带遇难身亡。 第二张，北京医科大学出具。赖笔，又名赖毛竹，1968年生于广西一个普通医生家庭，医学专业学生，性格开朗，富于朝气。1989年6月3日夜，他在天安门以西的南长街附近受伤，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遇难，年仅二十一岁。 第三张，北京商学院出具的手写信笺，寥寥两行：管理系八八级学生龚纪芳不幸遇难，"特此证明"。据中国人权资料库，1989年6月4日清晨，龚纪芳随学生队伍撤离天安门广场，行至六部口时，遇追上来的戒严部队坦克开枪和施放毒气瓦斯。龚纪芳左臂中“炸子”倒地，因毒气瓦斯中毒昏迷，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年仅19岁的她因抢救无效死亡，她的骨灰被撒入黄河。 他们三人是有名有姓、有家庭、有专业、有未来的年轻人。一个写论文写到六月三日上午，一个出身医生世家立志学医，一个刚进大学不到一年。复兴门、南长街……他们倒下的地方，不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回家的路上。 官方至今没有公布一份完整的遇难者名单。但这些盖着公章的纸张，连同千万家庭的记忆，已经替历史写下了证词。 拒绝遗忘，真相存在于民间。欢迎私信向 @hrichina 投稿您手中的八九六四历史见证。

6月1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该规定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李强于5月5日签署，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规定称，中国境内企业、组织和居民个人对外投资适用该规定，国家将对境外投资实施分类分级全过程监管，并建立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新增多项反制和处罚条款：如果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可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外国组织、个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中断与中国企业的正常交易、对中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禁止或限制其进出口、在华投资、与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交易合作，并限制相关人员、产品、交通运输工具入境，取消或限制相关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停留或居留资格。 规定还称，投资者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可被责令停止投资、限期处分股份和资产、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执行的，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提交虚假材料、以贿赂欺骗方式获得备案等，也将面临罚款、停止投资、处分资产，以及1至3年内不得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等处罚。

在“勿忘六四 銘記37週年——清洗民主女神像”活动现场。 民主女神像再次洗净，提醒着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现场有同仁为刚出狱的 #徐光 先生募捐，我捐了款，尽一份心。 三十七年，#勿忘六四。 #六四37周年 #徐光 #六四 #民主

听说 #黄雀行动 的主脑就是 #黎智英 先生 希望他能早日脱险

中国杭州八九学运领袖徐光，被判寻衅滋事罪入狱4年。 5月19日，他刑满出狱。 根据徐光友人日前发出徐光出狱后的照片，他身形消瘦，与被捕前判若两人。 徐光友人表示，徐光在狱中已被折磨得面目皆非、很难认出。 “他是被几个人抬回家的，在狱中绝食4年，前面3年半是鼻饲。” “听说徐光长期绝食，监狱方怕他死在里面，给他灌食，那是强制把他绑在床上，把管子插到胃里，就像当年张展在监狱绝食一样。现在回家慢慢恢复。国保不准我们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