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密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儒，柔也，术士之称，通习六艺，需德合三才，阳明先生儒之大家，要理解他的学说、历史地位，以及知行合一的本意，需要结合儒家的道统与历史去看。 中国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主，这个阶段是政教合一的，道德教化、政权事业集于王者一身，到孔子开始政教分离，圣学一分为二，教脱离于政权事业，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成为儒家教主，显密兼备，道统一直传到宋朝二程至朱熹，这是儒家的主流，朱子这一系可以说是儒家的显学，当朱子如日中天之时，陆象山横空出世，与朱子形成对立之势，儒家的密学-心学开始崛起，到王阳明开始发扬光大，而陆象山、王阳明是却是直承孟子一系的。 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有关于身家性命与道德伦理的，怎么理解、认知、看待这个世界与自我，就会有不同的修行路线，对于朱子一系而言，仁、理、道是外在客观存在的，世界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儒者要做的是去学习经典，也就是为了学习圣人之道，去格物至知，最后克己成仁成圣，如此这个世界也会和谐趋于至善； 但陆九渊、王阳明是另外一个世界观与认知路线，拿陆九渊来说，他在十三岁时，读论语有疑，在一日读古书时，看到宇宙二字，不得其解，有人解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陆九渊悟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一悟跟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是一样的，他们体认到的就是一切世界宗教所追求的东西，无论是基督、伊斯兰、印度教、佛教、道教，他们找寻的世界的真相与本源，或者是解脱自由之道，或是最终的那个神灵，你无论是叫它是主、圣灵、真主、佛性、梵、阿特曼、真心、本我、道、仁，这都是它在不同信仰体系、文化背景的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叫法，一切的神学与哲学在这里最终相会，包括康德的物自体。 陆九渊与王阳明那一悟，是理解整个心学的根基所在，这是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宇宙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存在，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这个不只是一个道理或者哲学观点的描述，而是他们用生命直观体认与契悟，这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事实。用庸俗的话说，他们彻底唯心主义了，陆九渊说六经皆我注脚，一切的儒家经典都只是对这个真相的诠释，对于世界的第一义他们不再有疑虑了，这就是儒家的真正内圣之学所在，也是儒家千年真正的骨血所在。 颜子没而圣学亡，陆王直承孟子，重启了儒学，它不再是那个死板的教条主义，那禁锢人心的假伦理道德，那些千万儒生不断背诵的经典文章，可以直达人心的解读，是活泼泼生动的，这时儒家才有了下手的功夫，知道切实如何去修行，靠自己就可以证知，而不是经典上列了一些道理规矩，只是去遵守而已。 心学大成于王阳明，年轻时王阳明也是走朱子路线的，自幼天资过人，熟读儒家经典，曾跟朋友一起格物致知，认为天理是在外的，需要去追寻，知识来自于外在的对象，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从早到晚格其之理，大耗心神而病一场，自此对此途开始怀疑，而后出入佛道很长时间，三十多岁还在山洞中修习打坐，一直到官场受阻被贬龙场，最后在人生的最低谷，心如死灰时于深夜龙场打坐时悟道，内心狂喜、奔呼雀跃。 王阳阳晚于陆九渊二百多年，可能都没有读过陆九渊的著作，他体认的是直接的生命真理，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或道理，而是先验性的，就如你尝到一个蜜的甜、雪的冰的直接的生命体验，他悟的那个良知，也就是本心，也就是天理，也就是宇宙，也就是儒家一直说的未发之中，在七情未发之前的那个本我，它是非常幽深的，不是我们平常起心动念那个认知与神智。 这个良知是在人任何状态下都是可以体认到的，无论你是高兴失望痛苦，还是清醒还是睡眠昏厥，还是生存还是死亡，它一直都在，所以致良知，致到最后，这个良知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但很多时间容易打失，比如家里有人过世，身体受承极大的痛苦，有人跟你争吵，你的积习与私欲就蒙蔽良知，你的思维与处理开始于天理不合，个人性（私欲）开始作祟，这也是为什么王阳明要求在事上磨练，到最后哪怕与千万人打仗，哪怕马上砍你的头，这个致良知的功夫还是在的，这也是佛家说的保任功夫，理需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 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曰：“天理何以谓之中”？曰：“无所偏倚”。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 很多人忽视了良知这一悟，先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然后跑事情上去磨，没有体认到这个良知，一切的起心动念都是错会，佛家说的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也就是这个道理。于身家性命外去追求真理与做圣做贤是无望的，格物至知也不可能有所穷尽，最后落下点知识，于身家性命没有关系，儒生千万，很多都错会了一生，这也是王阳明悟道后，奋起挽救儒学，极力反对朱子的注疏辞章、格物致知之学，到处讲学演讲的原因，那时他经常在各地寺庙里面讲学，有时一次讲学儒生学子可达上千人。 以下几段王阳明的传习录的文本，摘录如下：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关于知行合一，首先最重要的是否定了朱子认为的理在独存在外的，这导致一分为二，有客观存在的天理，再有人去追求，王阳明是丝毫不认同有一个外在的理的，心就是理，理就是心。二是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本是一回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这三字本身就是知行合一，内心有一恶念发动，这就是行了，而不是拿刀捅了人才是行。三是知行合一，是避免落入佛家的空心而坐、息事避世，因为儒家还是希望积极的入世或改造世界的，修行大成只能在入世的事务上，庙堂之上，战场之中，良知仍能遍体而自性而为而于理合，事务施为造作不求于经典，这才是成圣成贤的追求。 “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所以王阳阳的知行合一的知，不是很多人平常以为的知识或道理，而是真心体悟，这是关于个人道德性命层面的学问，不是世俗的学问，是非常深邃幽深的，类似佛家的本识，不是学问道理的知，也不是见闻觉知的知，更不是一个外在的道理或知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行，也不是很多人平常以为的行动或实践，起心动念就是行了，未发之中而发后，都属于行的范畴，而不只是现实世界的活动。 知行合一更多是对治格物致知来说的，成圣成贤，天道仁心不在外求，而在致良知，而在知行何一，对于陆王而言，整个宇宙只是我心，我心就是整个宇宙，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疯狂的世界观的：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地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 前面第一段的摘录，王阳明没有深说下去，儒家对神秘主义一直不太深入涉及，这一段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到底我没有看花时，花在还是不在，陆九渊和王阳明其实是认为我没有看时，花是不在的，我没看时，世界也是不在的，不光他们这样认为，佛家也这么为，印度教也这么认为，宇宙、世界、花因为我而在，这跟薛定谔的猫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的，世界、花、猫、场景因为你的注视而在。很多人肯定觉得这纯属胡说八道，觉得你没去看时花不在了，别人去看时花不是在吗？，你睡着了世界不在了，我他妈昨晚在世界吃着宵夜喝啤酒呢，他们却没想过，这个别人是谁，这个问题是最最本源的一个问题，所有的宗教、哲学、科学在此追求了几千年。 王阳明非常赞赏一句禅诗：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第二段的摘录，其实回答了前面的问题，我用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说法解释，世界只是一个梦境，你在梦中看到花时，花因你而有，你不去看时，花是不在的，整个世界只是因为你显现，这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净说不净都只一念，在梦里的一坨狗屎是臭的，对于个醒过来的人，梦里的狗屎就没有净不净一说了，整个梦境的世界都是梦者内心生成的。回到知行合一，你在梦中如何知又如何行呢？在梦里哪个才是知，哪个才是行呢？这两者又如何合一呢？，你在梦中杀人是知还是行呢？，梦中的知与行都是心的造作，此时你就明白了知与行其实是一体的，你在梦中去哪个外在找寻什么贤圣之道呢？此时你再看朱子学说，就知道错过有多远了，梦中最重要的醒过来，而不是去收集梦中的经典圣学，去格万物致万学，求做梦中的道德家与圣人。 心学是教人以自信，圣贤之学不在外求，从家门入者不是家珍，学问之道先解决根本问题，致良知得先体认到这个良知本心，然后荡平一切积习，在起心动念接人待物处磨练，每一念每一行不被私心蒙蔽这份良知，本着良知坦坦荡荡行走于天地之间，直心处世而不逾规，一切圣贤之学都是每个人内在具足的，不假他求，所有儒家经典都是讲的这个，只是未悟者读到是一个外在的天理，已悟者读到的都是我心的注解。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 儒家真正的一点骨血，孟子之后一千多年，靠陆九渊重新接上，陆九渊之后二百多年，王阳明再接上，至此儒家才真正活过来，开始讲真正的功夫，以前儒家只是做功课，学着经典做圣人，是没有真正的功夫的，现在才有了真正下手处，成圣成贤才真正有了可能，不假他人，顶天立地内证其圣，心学之后，又分三脉开始畅盛，儒家学案开始不断记录有悟道者，留下许多的文献，这种记录有些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基督教、伊斯兰、儒家其实一直都有神秘主义的路线，这些于深山中、沙漠里的隐修术士们，依靠自身自心直通圣道，不需要通过教团组织、僧团这些中间权威真理垄断者，这使得各宗教的神秘主义路线一直被教团主流杯葛，被攻击为异端邪说，很多修行者不敢再谈及个体的体验与证悟，加上证悟者的人数本身是高度稀缺的，很难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 近百年科技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手机的发明，神秘主义的没落基本是注定的，这是一件十分让人遗憾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比任何一件科技发明、政治制度、文化艺术都要宝贵，人们可以不借助任何外来的工具，只依靠自己自心这个工具就可以体验到宇宙的真相，找到最深的秘密，体验最大的自由与极乐，终极一切的苦痛。如果人类只能留 存一门知识与技能传给后世而不被埋没，我不会选择任何一种科技、制度、艺术、文化，而是选择真正的宗教。 当一种宗教成为一种显性的哲学知识，不再是一种体验时，它基于处于死亡了，这好比以前是没有游泳的书本的，但有一些被祝福了的勇敢者下了水，学会了游泳，而且完全驾驭了水性，潜入看到了海底世界，这些人有些人开始教别人，然后有人记录下来形成了书本，这就成了所有宗教的经典经文，慢慢的，有些人以解释、教授这些经典为生，并成立了游泳协会，但这些人终其一生，都没有下过水，从来没有在水面上浮过一秒钟，但他们对任何没有经过他们培训认可的人，私自下水游泳的，或者敢宣称自己用一种叫蛙泳的方式浮在水面的，进行极力打击甚至肉体毁灭，在他们看来这都是违背经典的异端，这是人类巨大的悲哀，久而久之，人门已经忘记如何游泳了，无法体验到玩水的滋味。 所幸的是，每隔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总会出现一些勇敢而有灵性的人，他们通过经典里面的面包屑会找到一条路，然后开始复兴这个宗教，陆九渊如此，王阳明如此，六祖慧能如此。更有甚者，不通过任何经典而有所契悟，从而开始传授这门知识，所以只要有情众生一直得到延续，人类的灵花灵火永不灭。

没子弹的仗怎么打 ——八路的子弹哪里来？ 一 1940年春天，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指挥部，彭德怀盯着一份报表看了很久。 报表上的数字很难看。 1939年4月，八路军各部跟鬼子作战，消耗子弹二十万发，缴获两千三百五十发。二十万对两千三，连零头都不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打一仗，八路军的子弹库就瘦一圈，而鬼子的弹药却因为日本的兵工厂越来越多。 彭总把报表往桌上一拍，骂了娘。 这不是某个部队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华北敌后战场的通病。 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1938年3月神头岭战斗，消耗子弹两万九千发，缴获两千五百发；4月长乐村战斗，消耗三万两千发，缴获二百三十发。二百三十发，还不够一个机枪手打两分钟的。 晋察冀军区统计，1937年11月到1938年7月，各部作战消耗子弹二十七万发，缴获十九万发。一二〇师更惨，1938年7月到11月，消耗二十一万发，缴获三万七千发。新四军那边也不乐观，1939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第一支队第一团消耗子弹近两万发，缴获八百多发。 八百多发。听起来不少，可分到该团每个战士手里，还不到一颗。 那时候八路军的弹药来源有三条： 一是跟国民政府要，二是从民间搜集，三是自己造。 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虽然抠门，但全面抗战初期好歹还给点。民间呢，华北老百姓家里藏着不少土枪土炮，子弹也有一些，八路军派人上门收缴，或者花钱购买，勉强能补上缺口。至于自己造，1939年底只有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在蓬莱搞了个子弹厂，规模小得可怜，经常搬家，产量忽略不计。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的子弹厂，1940年春才陆续开工。 所以1940年之前，八路军虽然穷，但还没穷到揭不开锅。国民政府断断续续的补给，加上民间搜刮来的存货，勉强能维持。可到了1940年，情况急转直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脆停了供弹。一滴都不给了。理由是防止中共武装坐大。同时，民间的子弹也被搜得差不多了。1940年1月底，八路军总部估计，华北可能只剩下豫北和山东还能从民间大量收集子弹。但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黎玉9月份来电报说："山纵活动地区子弹殆尽，实难收集与购买。" 两头堵死。 1940年2月底，八路军总部积存的子弹大部用尽。年底，全部耗尽。各部打电报来要子弹，总部只能回复两个字：没有。 没有子弹的仗怎么打？这是当时每个八路军指挥员夜里睡不着时都在想的问题。 二、伪军：从敌人到"供货商" 人要是被逼到墙角，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 1940年1月30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了一份指示，里面提到一句话："从敌伪军工作中进行收买子弹之活动亦有可能。"这句话当时没引起太大注意，因为那时候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主要还是打——军事打击，消灭伪军。伪军是汉奸，打汉奸天经地义，谁也没想到要跟汉奸做买卖。 但1941年秋天，政策变了。 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环境越来越恶劣。鬼子搞"囚笼政策"，修公路、建据点、挖封锁沟，根据地像被切蛋糕一样切成碎片。伪军的数量却在暴涨，从几万人膨胀到几十万人。这些伪军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但人多枪多，守着据点，配合鬼子扫荡，烦不胜烦。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算了一笔账：伪军是消灭不完的。你打掉一个据点，鬼子又扶植一批。而且伪军大多是本地人，有家有口，很多人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并非真心当汉奸。与其跟他们硬拼，不如把他们变成"两面派"——表面上给鬼子干活，暗地里给八路军办事。 1941年秋，八路军、新四军正式调整伪军政策：从军事消灭为主，转向政治争取与控制。总部指示各部："企图消灭伪军的思想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伪军的存在是当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要求"广泛争取他们做两面派"，"逐步做到打进其内部取得部署与工作"。 敌工部门忙起来了。 他们派人打入伪军内部，当兵的、当班长的、当军需的，甚至当翻译的，统统发展成"关系"。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已经身在伪军的官兵。到1942年，各军区掌握的伪军"关系"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一一五师一千多个，一二〇师三百八十九个，冀南军区一千三百九十七个，太岳军区一百六十五个，晋察冀军区七百零四个。 这些"关系"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从八路军的敌工站出发，延伸进伪军的据点、大队部、军械库、甚至鬼子的司令部。 他们能干的事很多：搞情报、掩护人员、购买物资。 但最要紧的，是搞子弹。 因为子弹就是命。没有子弹，枪就是烧火棍。 三、打假仗与偷子弹 伪军"关系"搞子弹的第一招，叫"多报消耗"。 原理很简单。伪军跟八路军打仗，要向鬼子报账：今天打了多少发子弹，消耗了多少物资。既然要报账，就有做假账的空间。河北鸡泽县伪军中队长赵自新，每次跟八路军游击队"交火"，都少打多报。实际打了十发，报一百发。多出来的九十发，攒起来交给八路军。 河北曲阳县鬼子翻译王道民，也玩这招。他利用鬼子出发的机会，多报消耗，把多出的子弹偷偷运出去。 更绝的是"打假仗"。 江苏淮阴县棉花庄据点，伪军队长跟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商量好：你们来围攻，我们朝天放枪，然后报上去说激战一场，消耗弹药若干。第十九团派人在据点外围放几枪，喊几嗓子，伪军就在里面乒乒乓乓打空枪。事后，伪军队长向上级多报战斗消耗，领来新子弹，转手交给新四军。 山东寿光县侯镇伪新民队队长方子明，跟八路军山东纵队清东独立团约定：他以搜捕破坏交通的八路军为名，率部到公路沿线。清东独立团"打几枪便撤走"，他则"虚报战果，谎报弹药损耗数量"。双方配合默契，像演双簧。 这种打假仗的风险不小。万一遇上鬼子督战，或者真碰上八路军其他部队不明就里地猛攻，戏就演砸了。但为了子弹，双方不得不演。 第二招是"偷"。 这招主要靠职务之便。伪军军械库的管理员、军需保管员、传令兵，是最理想的"关系"。山西平遥伪保安队军械员杨松林，从军械库持续、少量地偷子弹。今天拿五发，明天拿十发，积少成多，攒到一定数量就交给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 河北邱县伪警备队大队部传令兵兼军需保管耿延年，也不断从军械库偷子弹，交给当地八路军游击队。 没有职务之便的，就想办法搞钥匙。江苏宿迁伪维持会班长韩良计，想搞子弹换钱贴补家用。他邀了两个在伪维持会当差的好友，把武器房保管刘某灌醉，偷了钥匙，打开武器房，搬了一部分子弹。完事后把钥匙还回去，假装自己也喝醉了。第二天刘某醒来，发现子弹少了，查也查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 偷子弹是个技术活。不能一次拿太多，否则账目对不上，容易暴露。必须细水长流，像蚂蚁搬家。一个伪军军械员，如果每天偷十发子弹，一个月就是三百发，一年就是三千六百发。在子弹比黄金还贵的年代，这三千多发子弹能救多少八路军的命？ 四、粪桶里的军火生意 子弹偷出来了，怎么运出据点？这是个大问题。 伪军"关系"有保护色，出据点相对容易。他们利用三种机会：探家、送亲友、外出办事。山西离石九里湾据点的伪军，每逢回家探亲，总要带几颗子弹或手榴弹，让家里人送给敌工干部。河北安国伪保安队大队长段丙林，送姐姐姐夫出城时，把七支大枪和部分子弹藏进马车，交给城外等候的冀中军区敌工干部。 但八路军联络员就没这么方便了。他们没有伪军制服，进出据点要经过岗哨检查，搜身搜得比鬼子还严。 怎么办？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既然鬼子怕脏怕臭，那就把子弹藏在脏臭的东西里运出去。最常见的办法，是藏进粪桶。 联络员施炳田，要把江苏扬州石塔寺联络点收集的子弹运出城。他把子弹藏进粪桶夹层，推着粪桶往城门走。岗哨的伪军捏着鼻子看了一眼，挥手放行。施炳田趁机出城，把子弹交给新四军西山游击队。 联络员狼占林，用粪箕子装子弹，混过了河北濮阳柳屯据点的检查。 除了粪便，鱼虾也是好掩护。联络员张桂芝，把子弹藏进装有虾螺小鱼干的篮子，混过江苏响水陈家港据点的检查，送给新四军滨海县大队。 还有人把子弹藏进打通的芦苇杆里，推着土车过卡。联络员皮明堂，把一百发子弹藏进土车内一根根中间打通的芦苇，顺利通过江苏邳县邳北运河渡口的伪军检查岗。 更直接的是"买路"。联络员陆海生化装成烟店伙计，挑着藏有子弹的烟丝担子出江苏建湖上冈据点。护送的烟店老板陆大成，跟岗哨伪军寒暄几句，塞几包烟丝。收到好处的伪军放松检查，让陆海生挑担子过卡。 这些场景今天想起来荒诞至极：决定战争胜负的子弹，藏在粪桶里、鱼虾篮里、芦苇杆里、烟丝担子里，被一个个普通百姓推着、挑着、扛着，从鬼子的眼皮底下运出去。世界上最昂贵的货物，有时候要用最肮脏的容器来运输。 这不是因为人们喜欢肮脏，而是因为肮脏是最好的伪装。 还有一种更巧妙的办法：埋藏。 伪军"关系"在警备行军或"讨伐"途中，把子弹埋藏在指定地点，返回后再通过联络员告诉八路军具体位置。绥远大青山公路沿线据点的伪蒙军士兵，"每次出发打几枪，把子弹全部埋到指定的地方，转送给我方"。河北遵化四十里铺据点伪治安军连长朱玉荣，遇见八路军游击队时，暗令部下朝天放枪，然后把部分子弹埋地下。回去后通知八路军来挖。 这种"埋宝"游戏，在华北平原上玩了整整四年。 五、鬼子的子弹，伪军的饭票 偷和骗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八路军需要的子弹量太大，光靠伪军"关系"从军械库抠，远远不够。于是，第二条路打开了：买。 伪军"关系"利用社会关系，从各种渠道购买子弹，再卖给八路军。 河北完县伪治安军班长宫刚，得知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需要子弹，就从身边"想闹钱花的汉奸"手里购买。河北正定县伪治安军第十六团士兵王铭三，以"日本伪警备队的班长要买子弹"为借口，从排长处连续八次购买子弹，交给冀中军区藁城无极县大队。 山东栖霞东顶据点的鬼子翻译周某，以"卖子弹给三区队打八路"为借口，从据点仓库日军管理班班长林木手中不断购买子弹。山东沾化县伪警备队情报班班长韩墨堂，也从鬼子士兵手里买子弹，供给八路军游击队。 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鬼子士兵居然愿意把子弹卖给伪军，甚至卖给八路军。 为什么？因为他们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争供给越来越困难。华北鬼子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1942年5月进驻冀中、冀南的鬼子第四十一师团，"给养是大麦超过大米，有时还吃高粱米"。即便如此，士兵还是吃不饱，"饭后向伪军伪组织要饭吃的现象，到处都有"。 新四军参谋处1942年12月的调查报告说：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士兵，"大米和粯子各半，每餐每人只准吃一缸子，伙食甚坏，差不多全靠维持会的孝敬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鬼子士兵开始变卖私人物品。钢笔、手表，能卖的全卖。冀南军区敌工报告写道：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山本中队所属各据点，经常将自己的钢笔手表等变卖"。但卖这些只能救一时之急，最终，他们开始盗卖军用物资——子弹。 萧华1943年撰文说：鬼子士兵中"认为谁没有两套要领是吃不开的"。所谓"要领"，就是办法、门路。没门路的士兵，连饭都吃不上。 伪军"关系"看准了这个机会，以各种理由诱导熟识的鬼子士兵出卖子弹。鬼子士兵呢，反正子弹是公家的，卖了换钱买饭吃，天经地义。于是，在华北和华中的无数据点里，出现了一种荒诞的交易：鬼子把子弹卖给伪军，伪军把子弹卖给八路军，八路军用这些子弹打鬼子。 这就像一个黑色的循环。 鬼子用子弹养活了伪军，伪军用子弹养活了八路军，八路军用子弹打死鬼子。 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荒诞，因为小说需要逻辑，而历史只需要买卖。 六、上海滩的大买卖 小打小闹的买卖不够，就得搞大宗贸易。 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盯着地图上的上海，看了很久。苏中根据地枪支弹药奇缺，而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军火黑市。粟裕在苏中军区地方武装工作会议上说：地方武装枪支不足，可以"用钱到敌占区去买，最好能有上海的关系，找到军火商来买"。 1942年春，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敌工干部吴纯夫，通过上海崇明伪保安队副大队长杨志清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叫陆阿祥的人。 陆阿祥是上海宝山伪保安队大队长，青帮成员。他的生意很简单：从上海法租界探长蒋福田和国民政府川沙地下县长张惠芳那里搞到军火，然后卖给新四军。作为交换，新四军允许他在苏中根据地收购粮食、油料和豆饼。 从1942年5月到1943年1月，陆阿祥跟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进行了五次交易，卖出子弹超过二十万发。二十万发，足够装备一个主力团。 陆阿祥成了新四军长期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关系"。但1944年，因为内部人出卖，他被鬼子杀害。这条线断了。 1944年夏天，新四军第一师吴淞采购点负责人张渭清，在伪吴淞海防大队中队长朱福才的安排下，认识了另一个军火贩子：伪吴淞海防大队大队长胡老九。 胡老九继续把搞到的军火卖给新四军。1945年3月到8月，苏中根据地东南滨海商店用粮、棉和黄金，从胡老九处买到短枪、机枪和大量子弹，数量超过十万发。 上海滩的军火贸易，听起来像黑帮电影，但它真实发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青帮、伪军、鬼子、新四军，各方势力在租界的阴影里交易，用粮食换子弹，用黄金换机枪。这些子弹从黄浦江的码头装船，沿长江运到苏中，再分发到各个部队，最后射向鬼子的碉堡。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从上海到延安，而是一颗子弹从鬼子的兵工厂出发，经过青帮的手、伪军的手、新四军的手，最终回到鬼子的胸膛。 北方也有类似的贸易。 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河南林县设立驻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任务是建立秘密交通线，购买紧缺物资。1942年3月，经白莲坡煤矿伪矿警队队长吴守正联络，八路军代表张彬、苏鸿伯，跟河南安阳县伪保安司令王自全在丰乐镇会谈。 双方达成协议：各自保持防地，互不侵犯；八路军借路过人，王自全部负责护送；王自全提供情报；八路军供应花椒、核桃等山货，王自全供应食盐、布匹、药品、军用品。此后，苏鸿伯常驻王自全司令部所在地崔家桥，双方互通有无。 胶东军区那边，1942年夏，伪治安军第八集团军军医院院长湛寿春，被八路军胶东军区敌工人员争取，成为"关系"。他借助跟司令王铁相的东北老乡关系，不断旁敲侧击，促使王铁相向两面化发展。1943年春末，王铁相与胶东军区代表见面，达成默契：表面上打仗给鬼子看，暗中帮助八路军。湛寿春最终推动王铁相跟胶东军区做军火生意，"经常搞些弹药给"八路军。 这些大宗贸易的背后，是各方势力的精密算计。 伪军高层不是傻子，他们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颓势，知道鬼子长不了。跟八路军做生意，既是赚钱，也是留后路。万一哪天日本投降，他们手里有跟八路军合作的筹码，不至于被当汉奸枪毙。 人性在生存面前，总是显得格外清醒。 七、里应外合：开门，送子弹 买和偷都是细水长流。要想一次性搞到大量子弹，还得靠打仗。 但八路军缺子弹，不能跟鬼子硬拼。 怎么办？里应外合。 1941到1942年，鬼子对根据地实施"蚕食"政策，修公路、建据点，像下棋一样一点点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八路军没有重武器，强攻碉堡伤亡太大。于是，敌工部门想出一个办法：利用伪军"关系"当内应，半夜打开据点大门，让八路军摸进去，速战速决。 这种战斗多在深夜或后半夜进行。此时据点里的日伪军已经脱衣睡觉，武器上架。伪军"关系"突然控制据点，打开大门，八路军冲进去，很多人还在睡梦中就成了俘虏。 也有在吃饭时动手的。日伪军集体徒手去伙房用餐，伪军"关系"把宿舍门锁上，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没武器。八路军一进据点，日伪军只能束手就擒。 江苏南通张芝山据点，伪特工队队员吴庆云引导新四军游击队进入据点。正在伙房用餐的十六个鬼子虽极力顽抗，但因没有武器，很快被全歼。 这种仗打多了，八路军总结出经验：里应外合比强攻划算得多。冀南军区1942年在伪军"关系"配合下袭击馆陶河东某据点，"未费一枪一弹，遂将此碉堡拔掉"。晋察冀军区1942年在伪军"关系"配合下袭击灵寿县城，"伪警备队百余，未经战斗即全部被我俘虏"。攻克山西灵丘东庄据点，"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三十二支，驳壳枪手枪二十一支，子弹万余发"，自身未费一枪一弹，仅一人负轻伤。 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安平县大队政委张根生后来回忆：敌人的岗楼又高又大，用砖砌成，坚固异常。当时八路军最好的武器就是从敌人手里抢来的轻机枪和掷弹筒，对付岗楼没有多大作用。强攻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内应，里应外合，一举攻克，这是攻克岗楼最好的方法。 1943年后，太平洋战场形势恶化，鬼子不断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去太平洋。伪军更普遍地代替鬼子守备。八路军、新四军逐渐转取攻势，大量使用里应外合拔除据点。 新四军第四师1944年春季攻势，以伪军配合军事进攻所攻克的据点，占收复据点总数的50%。山东军区1944年，"政治攻势和伪军工作结合军事进攻所攻克的据点占整个收复据点百分之七十"。晋绥军区1945年春季攻势，通过伪军配合攻克的据点约占80%。冀中区更夸张，第七军分区"从1943年底到抗战胜利，攻克数以百计的碉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有内线关系的配合策应"。 这些仗的战果惊人。 晋绥军区1944年8月下旬，在给鬼子做饭的中国伙夫配合下，一枪未发攻克山西静乐利润据点，俘虏鬼子6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1挺、步枪5支、炮弹40余发、子弹4000余发。1945年2月下旬，在山西清源伪警备队班长田永祥配合下，一枪未发攻克乔武据点，俘虏伪军4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37支、子弹1000余发。 冀热辽军区1944年12月下旬，在伪绥靖军排长赵光与钱明配合下，一枪未发攻克河北乐亭刘石各庄据点，俘虏伪绥靖军第五团1500余人，缴获步枪1007支、轻机枪24挺、重机枪3挺、炮3门、弹药8万余发。 太岳军区在山西平陆郭原据点伪大队副曹修实内应下，消灭据点内鬼子6人。1945年夏季祁夏战役中，毙鬼子18人、伪军20余人，俘虏鬼子4人、伪军280余人，促使伪军反正投诚24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掷弹筒5具、长短枪165支、子弹1万发，自身仅伤亡13人，消耗步机枪弹1700余发、手榴弹250余发。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一个伪军班长，在关键时刻打开据点大门；一个伪军排长，在八路军冲锋时故意朝天放枪；一个给鬼子做饭的伙夫，在饭菜里下药或直接把门打开。 这些人在历史书上没有名字，或者只有化名，甚至是个外号，但他们的一个动作，往往决定了一场战斗的胜负。 情报战同样重要。 伪军"关系"搜集鬼子动向，提前送给八路军。冀鲁豫边区尚和县，"敌人明天怎么活动，到哪个村去抢粮，有多少人，走哪条路，或敌人什么时候扫荡，事先情报就送出来了"。 1944年12月，伪程桥区署区丁王世隆探得消息：汪伪警卫军第三师第七团一个营，将在鬼子一个分队护送下，从江苏六合至程桥换防。情报迅速送到新四军第二师来六支队。支队集中五个连，在程桥羊山头设伏，40分钟内歼灭性打击此股日伪军，击毙鬼子8人，伤伪军25人，俘虏伪军173人，缴获步兵炮1门、掷弹筒7具、轻机枪6挺、重机枪3挺、长短枪104支、子弹1.25万发。 1945年4月，伪苏北绥靖公署作战参谋邱世毅探得情报：伪第52团将由鬼子护送，从江苏宝应经高邮至兴化以南周庄驻防。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集中三个团设伏，重创此股日伪军，毙伤鬼子240人、伪军600人，俘虏鬼子7人、伪军958人，缴获曲射炮2门、迫击炮2门、掷弹筒12具、长短枪1171支、轻机枪12挺、重机枪7挺、步机枪弹5.54万发。 这些伏击战的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例，跟1940年之前完全颠倒。 1940年是消耗二十万缴获两千，现在是消耗几千缴获几万。 伪军"关系"的存在，让八路军从"赔本买卖"变成了"盈利生意"。 八、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绕不过去：伪军为什么要帮八路军？ 答案不复杂，但也绝不简单。 首先，鬼子不把伪军当人看。 一个鬼子的小队长，就可以对伪军的师长、团长、营长颐指气使，大耍威风。对伪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打骂，甚至杀害。伪军的家人也时常遭受鬼子欺侮。1943年鬼子扫荡山东恩县时，"给了恩县以极大的摧毁"，就连伪县长王化三家里的妇女也被鬼子奸淫。 其次，伪军穷。 鬼子拨发的经费有限，伪军常常处于吃不饱、穿不暖、饷不足的状态。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1943年调查：山西榆社伪警备队"生活很苦，完全吃的是杂粮小米，这有时也就没有了，穿的黑衣服白裹腿。在很长时期只发过二次饷，一次发了三元，一次发了二元"。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调查：山西清源伪警备队"配给的粮食不够吃"，"两月只发半月饷"，"冬天不发棉衣裳"。 伪军官兵私下愤愤不平："现在老百姓不能活，咱们也吃不上，抢回去的粮，咱们一颗也见不上。" 再者，鬼子不断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伪军想保持独立自主性的意图受到冲击。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报告：在老敌区，"伪军也发生变化了，敌人要整他们了，在对付我们时他们放肆伪军，现在伪军的发洋财、闹独立都吃不开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伪军官兵意识到，日本败局已定。盲目追随鬼子，难以善终。用陈毅的话来说："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 八路军敌工部门看准了这些心理，对症下药。对陷入经济困境的伪军，付钱买子弹，建立经济联系。萧华反复强调："关系逐渐脱离我们的，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关系感到与我们来往，对他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八路军提出"和他们来往时应该使他们占便宜，而我们是吃亏的"，"除给以高价购买军用品外，并应对他们没有任何剥削"。 这种策略很有效。 当伪军发现，跟八路军来往不但没损失，还能赚钱、留后路，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从应付，到配合，到主动送情报、送子弹。甚至一些曾被八路军沉重打击过的伪军，也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 一个伪军士兵，白天可能还在据点里给鬼子站岗，夜里就在茅房里把子弹塞给八路军联络员。他可能不是为了主义，不是为了理想，可能只是为了几块钱，为了家里能吃上一顿饱饭，为了在乱世中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但正是这些卑微的动机，汇聚成了一条隐秘的河流，把子弹从鬼子的军械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八路军的枪膛里。 九、藏在敌人阵营里的手 1941到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通过伪军"关系"获取子弹的路径，大致可以归为三条：秘密收集积攒、扩大购买源、配合作战缴获。 不同时期，这三条路的权重不同。 1941到1943年，八路军战略重点在于相持，秘密收集和购买发挥了更明显的作用。因为轻重机枪子弹消耗远超缴获，而复装子弹质量差，难以用于自动武器，所以原装子弹主要靠伪军"关系"提供。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1942年12月撰文说："高利给偿有不少的商人给了我们的便利……争取两面派的商人买进卖出，以物易物，敌人虽从我获得了些资源，而我也换得了些所需要的物品。不论敌人封锁如何严密……反扫荡战一来，我轻重机枪仍是猛烈的叫，手榴弹仍是惊天震地的如炸雷似的响，使得敌人也不得不惊异我们的神通广大。" 胶东抗日根据地南招县第一区区中队1943年所用子弹，"都是通过关系从敌人内部买来的"。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第三十六地区队1943年因作战子弹消耗大、缴获少，亦通过伪军"关系"陆续补充了一些子弹。 1944年后，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展开反攻，伪军"关系"越来越多参与里应外合、拔据点、伏击调防日伪军的军事行动。第三条路的价值大幅提升。山东军区滨海军区1945年统计，该年度对日伪军作战耗损子弹九万余发，缴获子弹二十九万余发。 终于，缴获超过了消耗。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从1940年的"消耗二十万缴获两千"，到1945年的"缴获超过消耗"，中间隔着整整五年的艰难岁月。这五年里，无数伪军"关系"像一根根看不见的血管，把弹药输送到敌后战场的各个角落。 战后，这些"关系"大多没有名字，或者只有化名。他们藏在历史的褶皱里，像从未存在过。少数人被追认为功臣，更多人则默默回到家乡，种地、做小买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在乱世中活下去，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最卑微的动机，往往能结出最意外的果实。 一个伪军士兵为了几块钱卖给八路军十发子弹，这十发子弹可能在某次伏击战中打死了一个鬼子指挥官； 一个伪军班长为了保命打开据点大门，这个门后面可能藏着足以装备一个连的弹药库。 这些细碎的、私密的、甚至有点肮脏的交易，在宏观层面上汇聚成了一股洪流，最终冲垮了侵略者的堤坝。 世界上最隐蔽的战线，不在深山老林，而在敌人的心脏里。 最不起眼的子弹，有时候比炮弹更有用，因为它不是从兵工厂里造出来的，是从人性的缝隙里抠出来的。 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不应该只看到台儿庄的炮火、平型关的硝烟，还应该看到那些藏在粪桶里的子弹、埋在公路下的弹药、深夜打开的据点大门。这些细碎的、荒诞的、甚至有点可笑的细节，构成了敌后抗战最真实的底色。 战争从来不只是英雄主义的史诗，更是无数普通人在绝境中的算计、妥协与挣扎。正是这些卑微而真实的挣扎，汇聚成了历史的洪流，最终把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这不是神话。 这是用鲜血、粪便、芦苇杆和伪军的“关系”，共同写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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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圖像顯示伊朗報復攻擊美軍基地　多處目標被擊中 中東緊張局勢升級 2026年6月10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對美國在中東多處軍事基地發動大規模導彈與無人機報復性攻擊，目標包括約旦、科威特與巴林境內的美軍設施。這是伊朗回應美國近期對其境內目標（包括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港口與雷達站）發動空襲的最新行動。 據IRGC聲明，伊朗向約旦阿茲拉克（Al-Azraq）空軍基地發射12枚彈道導彈，宣稱摧毀F-35戰機機庫及相關設施；同時以無人機襲擊科威特阿里·薩利姆（Ali Al Salem）與艾哈邁德·賈比爾空軍基地，以及巴林謝赫伊薩空軍基地與美國第五艦隊相關設施。伊朗公布衛星影像，顯示巴林朱巴爾山（Jabal al-Dukhan）AN/TPS-59雷達與科威特基地ASR-1000雷達遭精準摧毀，損壞程度超出美方最初「無重大損失」的說法。 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表示，大部分來襲飛彈與無人機遭盟國防空系統攔截，無美軍人員傷亡，但承認部分基地出現結構與設備損壞。科威特一度關閉領空，巴林與約旦亦拉響防空警報。分析指出，此波攻擊凸顯伊朗導彈精準度提升，儘管攔截率高，仍造成實質損害。 此事件發生在美伊緊張關係持續升溫之際。美國總統川普早先警告伊朗「將付出代價」，並下令對伊朗發動多輪打擊。目前雙方仍在透過第三方進行談判，預計近期就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與核問題達成協議，但報復循環恐使停火脆弱。地區國家呼籲克制，避免衝突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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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倉くんの捻挫？の看病をしようと頑張るひより先生はかわいらしい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やっぱり朱美ママの入れ知恵されてるらしいの面白かったし朱美ママ！いつも参考になります！今後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なたのあまあまとは何かをこれからもこの私めにお教えください！って感じで見てた。

兰州玩X女孩学学阿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