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学习的顺序，到系统安装协议的顺序 很多人会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很杂。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专业课……仿佛东一块、西一块。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会发现其中存在一种非常清晰的规律。 学校的学习顺序，其实对应着一个系统安装协议的顺序。 语言，是输入输出协议 一个孩子进入学校，最先学习的是识字、阅读和表达。 为什么？ 因为在能够学习任何知识之前，首先要能够和系统进行沟通。 看得懂文字，才能读取前人留下的信息。 会说、会写，才能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别人。 语言，本质上是一套输入输出协议。 没有语言，人就无法接入文明。 一个人通过阅读，可以和几千年前的人交流；通过写作，可以把信息传递给未来。 因此，语文从来不是一门普通学科。 它是整个文明系统的接口。 数学，是运算协议 语言解决的是信息传递。 数学解决的是关系计算。 数量、比例、变化、概率、空间、逻辑…… 这些东西很难依靠自然语言精确表达。 于是，人类创造了数学。 数学相当于系统内部的计算核心。 有了数学，才能进一步发展： 物理； 化学； 工程； 金融； 计算机； 现代科学。 所以数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做题，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统一的运算协议。 没有这套协议，整个现代文明都无法建立。 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建模协议 有了语言和数学之后，人类开始进一步理解世界。 于是产生了：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这些学科并不是简单的知识集合。 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建模方式。 物理研究运动和能量； 化学研究物质变化； 生物研究生命系统； 地理研究空间与环境。 学习这些学科，本质上是在学习如何描述现实。 换句话说，是在安装理解世界的协议。 专业课，是行业协议 再往后，就进入大学和职业教育阶段。 医学、法律、金融、编程、建筑、机械…… 看上去千差万别。 其实它们都是某个领域内部长期形成的专门语言。 学医，是学习医疗系统的协议； 学法律，是学习司法系统的协议； 学编程，是学习计算机系统的协议； 学会计，是学习商业系统的协议。 所谓专业，不过是获得进入某个系统的权限。 外语，是扩大连接范围 很多人认为英语是一门独立学科。 其实从结构上看，它更像是扩展包。 它让人能够接入更大的信息网络。 英语连接英语世界； 日语连接日本文化； 德语连接德国哲学传统； 法语连接欧洲历史与文学。 语言越多，可访问的信息空间越大。 这就像给系统增加新的网络接口。 工作以后，学习组织协议 学校毕业之后，很多人发现自己仍然需要学习。 因为还有一套更复杂的协议没有被系统地教授。 那就是组织协议。 包括： 协作； 沟通； 分工； 信任； 责任； 激励； 权力； 资源分配。 公司、市场、社会，本质上都是由无数协议构成的大规模协作系统。 进入社会，实际上是在继续安装新的协议。 人类文明的发展顺序，也是协议安装的顺序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会发现学校的学习顺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顺序几乎完全一致。 先有语言。 然后有数学。 再有科学。 接着出现各种专业分工。 最后形成复杂的组织系统。 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其实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重新走一遍人类几千年的演化过程。 所以，教育从来不是简单地向大脑灌输知识。 它更像是在不断安装协议。 先安装输入输出系统； 再安装运算核心； 然后安装各种驱动程序； 最后连接到更大的网络。 大学专业，不过是在这些基础协议之上加载一个行业插件。 而真正贯穿一生的学习，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 不断扩展自己能够理解、能够连接、能够参与的系统。 从这个角度看，人并不是因为掌握了很多知识而成长。 人的成长，本质上是协议的不断增加。 协议越丰富，能够连接的世界就越大。 最终，一个人的认知边界，其实就是他已经安装完成的协议边界。

从量子退相干，到人与人的理解，再到组织协作、文明形成，底层似乎存在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孤立系统拥有无数可能性；而观察，本质上是约束进入系统，使可能性收缩，并形成新的稳定结构。 也许，观察从来不是“看见”。 观察是： 两个结构相遇之后，共同决定未来能够存在什么。

《自由民主宪政不是起点，而是文明长出来的结果》 很多人以为，西方现代社会是因为先建立了一套好制度，所以后来才变好。 这个看法不能说全错，但不够深。 好制度当然重要。可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在历史起点上并不是因，而是果。 再往下一层看，好制度背后是多股力量的长期角力。 王权、贵族、教会、城市、商人、议会、法院、地方、工会、资本、媒体、选民，这些力量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能一家独大，最后只能坐下来定规则。 所以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善意。 制度是力量相持以后写下来的边界。 再往更深处看，这些力量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为什么没有被一个皇帝、一个党、一个中央机器彻底吃掉？ 这里就碰到西方文明更深的底座：两希文明。 希腊给了西方理性、辩论、城邦、公共事务的传统。 希伯来—基督教给了西方另一条根：人不只属于君王，也要面对上帝；王也不是最高者，王也要受更高律法和审判约束。 这两条根长期缠在一起，再加上罗马法、教会、封建契约、城市自治、商业社会，才慢慢长出后来的西方制度。 所以西方现代制度的实质，不是“先写一套好制度，然后人民变好”。 更真实的顺序是： 先有文明土壤， 再长出多方力量， 多方力量互相咬不死， 才形成规则边界， 规则稳定以后， 才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 这才是很多人没看清的地方。 好制度不是起点。 它是文明、力量、冲突、妥协长期磨出来的结果。 自由民主宪政不是魔法按钮。 它是两希文明长期发育以后，逐渐呈现出来的一种政治形状。

同一个中共，两个世界 —中共是如何从8964的危机中成长的 序言：昨天和蔡霞老师对中国人的苦难和8964之前的社会状态进行了一番探讨，心中有了一些想法，加上以前的一些思考，借着这个机会写下来。 1989年的春天，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愤怒，走到了同一个地方，天安门广场。那是一场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对峙。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落在那里，等待着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将会走向何方。 6月4日，天安门是血色的。 但比那一天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三十七年里悄悄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中共，和1989年的中共，在表面上共用同一个名字、同一面旗帜。但在权力的运作方式、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以及对异见的处理技术上，它们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理解这个差距，是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也是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 一、那场危机为什么能发生 要理解今天，必须先搞清楚8964为什么能发生。 表面上，那场运动的导火索是1989年4月胡耀邦的去世。但真正的星星之火，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88年，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价格改革，史称"价格闯关"。计划的目标是放开价格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结果是：物价在短期内急剧飞涨，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20%。 与此同时，一套腐败机制正在系统性地运作。当时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同一件商品，有计划内的低价，也有市场上的高价。中间的差价，成了那些"有关系的人"的提款机。这种腐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制度性的：能够获得批条的，往往是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一转手就是数倍的利润。 普通人看着这一切，愤怒在积累。工资没有跟上物价，努力工作的人买不起东西，而那些靠关系倒卖指标的人却越来越有钱。这种感受，让原本吃不饱饭的各阶层感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 胡耀邦的去世，不过是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柴堆。 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实现了一件在近代中国极为罕见的事：跨阶级的动员汇合。学生有政治诉求，想要新闻自由和反腐；工人有经济诉求，工资被通胀吃掉；知识分子有思想诉求，想要更开放的讨论空间。这三股力量，在1989年的春天找到了共同的情绪出口，走向了同一个广场。 正是这种汇合，让政权真正感到了恐慌。 从技术层面说，那个年代的管控工具也极为有限。学生想集会，走到广场就行；想传递消息，靠传单、海报和口耳相传；想知道外部世界在说什么，可以收听VOA和BBC的广播。国家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事前预警，只能等事态扩大到无法忽视之后，才启动强硬的应对机制。 这给了那场运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成长。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当时中共的高层内部，出现了公开的分歧。总书记赵紫阳主张与学生对话，而强硬派坚持镇压。邓小平在幕后观望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局势的性质足够清晰，才做出最终裁决。这种高层分歧，使得国家机器在关键时刻出现了迟滞，军队戒严令下达后，甚至一度有高级将领和士兵拒绝执行命令。 一个从内部开始摇摆的系统，才最终诉诸了最极端的手段。 二、三十七年的"预防性修复" 8964之后，中共做了一件很多政权在危机之后不会做的事：它系统性地研究了自己差点倒台的原因，并且着手修补每一个漏洞。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通过一系列看似独立的政策调整逐步完成的。现在回头看，这些调整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8964的危机永远不再发生。 第一个修补：让人们有理由不反抗。 1989年之后，邓小平加速推进经济开放。1992年南巡讲话，向全国宣告改革不会停止。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速度持续增长，数亿人脱贫，城市面貌翻天覆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真实地提升了。 这不只是经济政策，这是一种政治策略：用持续的经济绩效，换取社会的服从。它的潜台词是：你可以没有投票权，但你的生活在变好；你可以质疑我，但你的孩子会有更好的未来。 这套"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效的。 第二个修补：让不同的愤怒无法汇合。 1989年最危险的地方，是不同阶层的诉求在同一个时间点融合了。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建立了一套精密的"诉求分流"机制，系统性地防止这种融合再次发生。 劳资纠纷被限制在劳资框架内处理，工人可以投诉，但只能投诉特定的老板，而不是质疑整个制度；少数民族的诉求被民族政策话语吸收，转化为"发展落后"的技术问题；经济不满被引导向对地方官员的批评，或者对"境外势力"的愤怒。 每一种诉求，都有一个被允许的出口。这个出口足够泄压，但不会通往任何真正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这些出口是分隔的，愤怒的人们被导向不同的方向，无法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 第三个修补：让管控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 1989年的管控是应激式的，运动发生了，中共才开始应对。但是到了今天，这套体系已经被彻底颠覆。 大数据分析可以识别异常的信息传播模式；人脸识别让公共空间里的匿名几乎不再可能；舆情监控系统对社交媒体进行实时扫描；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将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可监控的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专人负责"维稳"。 这套系统的目标不是等你走上街头再抓你，而是让你永远走不到那一步。 但更深层的效果，是它改变了人们说话的方式。当你知道某些话可能带来后果，你会在开口之前就进行自我审查。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审查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做它。 三、今天的中国，反抗为什么如此困难 理解了上述变化之后，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组织性反抗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已经与1989年发生了量级上的差异。 首先是组织成本的变化。 在1989年，组织集会的成本本质上是体力成本：你只需要走到广场，就能找到同路人。今天，在不被监视的情况下找到可信任的同路人，本身已经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任何跨越私人圈子的横向联络，都可能触发算法标记。这意味着，运动在还没有聚集起来之前，往往就已经被识别和化解了。 其次是信息环境的根本性改变。 1989年，学生们可以通过境外广播了解事件全貌，国际媒体的现场报道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今天，中共防火长城和平台算法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定制化的信息环境。 关键不在于"信息被封锁了"，而在于：大多数人不感觉自己处于封锁之下。他们有娱乐，有资讯，有讨论，只是这些内容的边界，已经被悄悄设定好了。当一个人从未接触到某类信息，他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被剥夺什么。 第三是经济绩效带来的合法性缓冲。 在1989年，改革红利尚未真正兑现，通胀和腐败的愤怒是真实而切身的。今天，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实绩，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稳定胜于一切"的叙事。这不是洗脑，而是真实的利益计算：我的生意还在，我的孩子还在读书，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 这种心理，是今天社会稳定最坚实的基础之一，它不需要强制，因为它已经内化了。 四、这套系统的脆弱在哪里 然而，将2026年的中共描述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系统，是不准确的，而且，这种描述恰恰是中共它希望你相信的。 首先最大的结构性弱点：信息过滤。 高度集权系统有一个致命的内在矛盾：权力越集中，信息就越容易在层层传递中被美化和过滤。下级官员系统性地上报好消息、压低坏消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政治生存逻辑。 这意味着，最高层的决策建立在一个经过扭曲的现实图景之上。这种失真在平时不显，但在危机时刻会以突然崩盘的形式暴露。新冠疫情初期，武汉的医生李文亮早在2019年12月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这一信息沿着官僚体系向上传递时，被层层过滤，直到疫情已经无法控制，高层才收到了接近真实的图景。 1989年，那种公开的党内政见分歧固然造成了决策摇摆，但它同时意味着：中共系统内部存在某种自我纠错能力。但是到了今天，这种能力已经被极度压缩。 其次，合法性的单一化带来了结构性风险。 当前政权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两根支柱：经济增长的实绩，以及民族复兴的叙事。这两根支柱曾经非常有力，但都存在内在的脆弱性。 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当增长停滞，当年轻人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父辈预期，"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将面临严重的侵蚀。202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已经清晰可见：房地产泡沫、青年失业率攀升、与西方世界的技术脱钩……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 而民族复兴的叙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凝聚了民心，但也创造了无法轻易降低的预期。一旦这个叙事遭遇重大挫败，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地缘政治的，中共政权将面临一种它尚无经验应对的合法性危机。 第三，灰色地带从未消失。 管控从未真正"滴水不漏"。将今天的中国描述为一个彻底没有抵抗空间的社会，也是错误的。这种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效果，它让潜在的反抗者相信自己的行动毫无意义。 在当今中国社交语言中的隐语和表情包的创造性使用从未停止；翻墙工具依然在流通；劳工维权运动周期性地爆发，例如2018年深圳佳士工厂的工人罢工，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学生声援运动，参与者甚至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抗政权（魔法对抗魔法）；2022年，在乌鲁木齐火灾和封控政策的积压下，"白纸运动"在任何人预料之外突然爆发。 白纸运动尤其值得深思。没有组织者，没有纲领，没有预谋。只是一张白纸，和一个无法再保持沉默的临界点。它告诉我们：一个通过压制内部反馈来维持秩序的系统，往往会在某个意外的时刻，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产生变化。 结束语：现在的中共更强大也更脆弱 现在的中共通过三十七年的系统性学习，成功解决了1989年几乎让它倒台的每一个弱点。在组织能力、技术手段、经济工具和信息控制上，它已经远远超越了1989年的那个中共。 但这个过程，也让它将自身锁定在一套越来越难以自我修正的结构之中。 1989年的中共它内部仍然存在某种真实的争论和摩擦，那些摩擦虽然造成了混乱，但也保留了某种弹性。今天，这种弹性已经被集权所替代。 一个更集权的系统，不一定是一个更有韧性的系统。 当真正的冲击来临时，无论是经济的断裂、地缘政治的激变、还是某个没有人预见到的临界点，这套高度集中、高度依赖信息过滤的体系，将如何响应，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baodiantimes

A British biologist looked at 200,000 years of human history and found that the entire reason humans broke out of poverty was not intelligence, not language, not even agriculture, but one mechanism so simple a 6-year-old could explain it. His name is Matt Ridley. He is a zoologist by training,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by career, and in 2010 he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Rational Optimist that quietly argue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about human progress had been hiding in plain sight for the entire history of economics. Naval Ravikant has been telling people to read everything Ridley has ever written for the last 15 years. The reason is the argument inside this one book. For 200,000 years,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walked around with the same brain you have right now. Same skull size. Same neural architecture. Same raw capacity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abstract thought. For roughly 190,000 of those years, almost nothing happen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lived and died inside the same Stone Age toolkit their great-great-grandparents had used. Then somewhere around 50,000 years ago, the line on the chart of human progress started to tick upward. Then it bent. Then it exploded. The question Ridley spent years on was the only question that mattered. What changed. It was not the brain. The brain had been the same for 190,000 years. It was not language, which had existed long before the takeoff. It was not even agriculture, which arrived only 10,000 years ago and was actually preceded by the upward bend, not the cause of it. What changed was that humans started trading with strangers. This sounds too small to be the answer. Ridley argues that it is the answer to almost everything. The moment one human exchanged a useful object with another human from a different group,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no other species on earth had ever done. Two ideas that had developed in isolation came into contact. The flint knapper learned what the spear maker had figured out. The fisherman from the coast learned what the hunter from the forest had figured out. The two pieces of knowledge fused into something neither side could have produced alone. Ridley calls this ideas having sex. The phrase sounds frivolous and it is meant to. The point is that ideas, like genes, get better when they combine with other ideas from different lineages. An idea sitting inside one head, no matter how brilliant the head, eventually hits a ceiling. The same idea exposed to ten thousand other ideas does something genes do under sexual reproduction. It mixes. It recombines. It produces offspring nobody planned. The cleanest proof of this argument is the most uncomfortable case study in the book. Tasmania. Around 10,000 years ago, rising sea levels cut Tasmania off from mainland Australia. A population of roughly 4,000 humans was now isolated on an island, with no possibility of contact with the rest of humanity. They had the same brains. The same language. The same starting toolkit as their cousins 150 kilometers north. The natural experiment was now running. What happened next is something no economist or geneticist had ever predicted. The mainland Australians kept inventing. Boomerangs. Spear-throwers. Fishing nets. Bone needles for sewing fitted clothes. Watercraft with paddles. Their technology compounded slowly across the centuries. The Tasmanians went the other way. They did not just fail to invent the new tools their cousins were developing. They started losing the tools they already had. Fishing was abandoned within a few thousand years. Bone tools disappeared. Fitted clothing disappeared. They forgot how to make fire from scratch and started carrying lit firebrands from camp to camp instead, relighting their fires from a neighbor's whenever their own went out. By the time European explorers arrived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Tasmanians had the simplest toolkit of any human society ever recorded. Their material culture had gone backward for 8,000 years. The archaeologist Rhys Jones called it a slow strangulation of the mind. Joseph Henrich at Harvard later proved with formal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Tasmanian brains.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ir network. A toolkit requires a critical mass of people exchanging skills to maintain itself. The act of teaching a skill is imperfect. Every generation loses a small percentage of what the last generation knew. If your population is large enough and trading widely enough, those losses get caught and corrected by someone else who still remembers. If your population shrinks below a certain threshold and stops mixing with outsiders, the small losses compound until entire technologies disappear. This is the part that should haunt anyone reading this in 2026. Intelligence is not a property of the individual brain. Intelligence is a property of the network the brain is connected to. A genius in isolation will produce less than a mediocre thinker inside a dense exchange of other mediocre thinkers. The thing your ancestors needed in order to break out of 190,000 years of stagnation was not better brains. It was better connections between brains they already had. The implication for any individual is direct and uncomfortable. If you are smart and isolated, you will be outproduced by people half as smart who are connected. The most successful people in any field are almost never the smartest people in it. They are the ones position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most idea flows. They are reading more authors than their competitors. They are talking to more people from more disciplines. They are in the rooms where ideas from different lineages bump into each other. Ridley ends the book on the line that sounds optimistic but is actually a warning its this "The future will be invented by people who connect ideas, not by people who guard them."

什么是同构？ 有个说书的老头，说了三十年书，这辈子只会讲一个故事。 来来回回就这一个，从没换过。可怪就怪在，茶馆天天坐满，没人嫌他烦。因为每个人听完，都一口咬定：他讲的，是另一回事。 有一天晚上，台下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跑了半辈子生意的商人，一个是打过仗、瘸了条腿的老兵，还有一个，是个红着眼睛的姑娘。 老头开讲。讲完，三个人散场，在门口撞上，聊起来，差点没打起来。 商人说：这老头神了，他讲的分明是我的事 —— 我跟城里最大的商号斗，码头攥在人家手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后来我走了条没人要的小水道，他屯在码头的货，全成了搬不动的死货。 老兵一拍大腿：你瞎说，他讲的是我那场仗。对面占着唯一的关口，正面打，打不过。我们摸了条他们瞧不上的烂泥路绕过去，那座护着他们的城，反倒把他们自己困死在里头。 姑娘红着眼：你们两个大老粗懂什么。他讲的是我。我爹要把我许给镇上最有钱的人家，我一个穷丫头，争不过钱。可那家人最看不起的一样东西，我认了死理，绑住它不撒手，到头来，反倒是他们的财大气粗，把他们自己架了起来，下不来台。 三个人谁也说不服谁，索性回去问老头：你今晚到底讲的是谁的事？ 老头喝了口茶，笑了，说：你们回去，把我说过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再过一遍。 他们过了。然后慢慢地，一个个都不出声了。 因为他们发现：老头从头到尾，没说过“码头”，没说过“关口”，也没说过“许配”。这样的词，他一个都没说。 他说的，自始至终，只有这么点东西—— 有一个小的，有一个大的。那条唯一的路，攥在大的手里；小的硬碰，碰不过。可有样东西，大的瞧不上，随手扔一边了；小的把它捡起来，绑在身上。打那以后，大的之所以大，反倒成了它挪不动的累赘。最后赢的，不是更壮的那个，是把“比的是什么”给换掉的那个。 他没讲码头，没讲关口，没讲婚事。 他讲的，是这三件事底下，那同一根骨头。 商人、老兵、姑娘，各自把自己这辈子的人和事，一个一个，塞进了这根骨头的位置上。塞得严丝合缝，不多一个，不少一个。所以每个人都赌咒发誓：他讲的就是我。 而老头给的那个结尾 —— 弱的怎么翻盘 —— 也就在同一刻，成了三个人共用的答案。 姑娘临走问他：那你到底，会不会讲别的故事？ 老头说：孩子，等你哪天，能把一场仗、一桩婚事、一笔生意，在心里看成同一根骨头 —— 你就会发现，这世上的故事，本来就没几个。 剩下的，都是名字不一样罢了。 ——————————— 那个老头会的本事，有个准确的名字，叫同构。 意思是：两个东西，表面上八竿子打不着，可一旦把名字、外壳全剥掉，底下的结构一模一样 —— 那么在结构这一层，它们就是同一个东西。 它要成立，得满足几件事，故事里其实全演了。 一，对得上。三个人各自把自己的人和事，一个一个填进那根骨头的坑里，不多一个，不少一个。这叫一一对应。 二，关系不变。填进去的不是“人”，是人跟人之间那层关系：谁挡着谁的路，谁瞧不上谁。这层关系一改，故事就不再是你的故事了。 三，能翻回去。老头能把一根光骨头，披上你的人生；你也能把自己的人生，扒回成那根光骨头。来回都通。所以它不是把你这辈子“压缩”成一句话 —— 你能从那根骨头，重新长出一整个人生来，什么都没丢，只是名字摘掉了。 而它最值钱的一点是：既然三个人是同一根骨头，老头给的那一个结尾，就同时是三个人的答案。一个地方想通的事，搬到另一个地方，照样能用。 所以得分清楚：同构不是“看起来像” —— 两家公司 logo 都是蓝的，那只是外表；它也不是随口打个比方 —— 说一句“商场如战场”就完事，那叫比喻，比喻只递给你一个“像”字。同构递给你的，是一整本字典：这边每一个，对应那边哪一个，来回都能翻，一个不漏。 一句话：换了名字，换了壳，骨架没动 —— 它就还是同一个东西。 你看世界要是能多看见这层骨头，会省下很多力气。因为很多你以为头一回碰上的死局，这世上早有人解开过了。 只不过当时，它叫的是别的名字。

這答案是什麼啊？

我关心台湾的命运，但远谈不上有专业研究，连青鸟这词都是刚知道。我去过三次台湾，有一些片段： 一，2013年龙应台邀请去台湾，当时还安排两名青年助手陪行参观。他俩都羡慕大陆发展快，有钱，高铁和高楼大厦。其中一个女孩还想去大陆工作。 我经常和他们争论。我写的文章《看不见的台湾》对台湾赞誉有加。他们对大陆羡慕不已。 那一趟，我真头晕。 二，前几年因为电影，又去了趟台湾。台湾电影圈大部分跟大陆有千丝万缕的商业合作，他们都夸赞大陆市场大，投资大，票房高。 我和他们谈论了大陆审查机制的万，限制创作自由。但他们主要拍纯爱片青春片之类，对审查制度无感，顾左右而言他。 还是没伤着。 三，又去了一次台湾玩，碰着两类人。 一种是在珠海做生意的，心里门儿清，使劲夸共产党，经济建设搞得好，军力强，台湾肯定打不过。 但他看病时是要回台湾的。 有一天，台中的朋友带我去捏脚。给我捏脚的是一个快六十的台南老哥。他听出我的大陆口音，直率地告诉我： 要是解放军敢打台湾，我要带着儿子一起上阵抵抗。 哪一种才是台湾人的真实想法，每一种都是，只有命运真来了，自己种的果子，自己受吧。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八九民运北高联组织重要创始人之一、绝食行动主要发起人马少方撰文《历史在鞭打现实》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回顾与反思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成败得失。马少方是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重要创始人之一，时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照片备注：1989年5月13日下午，北京绝食大学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绝食发起人王丹、马少方、吾尔开希，中间戴眼镜年长者为马少方 】马少方在回顾绝食行动的发起时写道： 而绝食又是怎么来的呢？ 五四集会后，北大、北师大和另外一些高校继续罢课，也有一部份高校已经复课。罢课的目的就是要求正式对话，“北高联”也由此开始组织“对话代表团”，电影学院的代表将高联的这个决议告诉我，由于“北高联”希望对话代表团最好都由学有专攻的硕士生组成，八大艺术也希望有人参加，他们就希望我帮助他们去动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位研究院的研究生同学参加了对话代表团。但是，要求对话的呼声，五四之后总是得不到当局的重视，特别是大学生们当时把希望都寄讬在了对话代表团的身上，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四二六社论的问题。可是当局的狡诈态度，使得对话活动总是一波三折，这被大家理解为是一种公然挑衅。其时已经有不少学校的不少同学强烈要求再上街头，甚至不惜绝食，以促成对话的迅速实现。其后社会上一些力量的游行行为大概也激发了同学们的斗志。 五月十一日上午，开希、程真、王文和杨朝在电影学院找到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一个高联的会议。我最初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已经退出来了，好像王丹也退出来了，而且我也希望开希也退出来。我说：如果运动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这是个极好的锻练人的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练吧。开希有开希的想法，他毕竟是师大选出来的师大自治会主席。他代表着北师大，所以他希望我到会上去以前任常委的身份，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实我又有甚么看法呢？我认为运动已经结束了，校园民主建设应该开始了。但我终于没有拗得过开希，还是和他去了北大。 当我去北大和开希进入高联会议室时，超华大姐在主持会议，她宣布一个新的表决决意，即高联从此次会议后将改主席制为秘书长制，接着宣布下一个议题是讨论高联的财务制度，我当即退出了会场和程真、杨朝晖、王文在会议室外的路边等开希和王丹。 在我们一起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用餐时，王文提出了绝食的建议。我当时说：学生运动的手段，无非是游行、静坐、罢课、绝食和大串联，现在游行、静坐、罢课都用过了，大串联是大家不同意的，怕因此真的使社会混乱，这样运动的手段就只有绝食没有使用了。但这也是我们最为利害因而也应当最谨慎使用的手段。对于绝食可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都要有分析。当时王丹、开希、程真和我，都表示不同意绝食。 饭后，我们和开希一起去师大，开希很快就不知道去忙甚么了。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王文在师大广播站找到我们，他手中拿着一张纸，这张纸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些破，上面当时只写了绝食倡议四个字，然后就是王文的签名。王文把这张纸递到我手里，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说“不是说好了不采取绝食行动的吗”？王文说“你敢不敢签名”吧。我说“这有甚么不敢的”，就提笔在这张纸上签了名，随后将笔递给王丹。王丹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但也只是不解，随后就在上面签了名，后面是杨朝晖、程真，还有师大广播站的彭涛等，共八个人的签名。开希的名字是杨朝晖代签的。当王文要拿走这有着大家签名的倡议书时，我才突然想到，这哪里像个倡议书呢？就又想到在北大时，听超华大姐说，中办关于对话的回覆是“本周内有说法”，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我一想十三号是星期五，正好是周内，假如当局还不能安排好对话事宜，那么就通过绝食施加压力了。所以我又让王文在倡议书上加了几句话，意思是五月十三日下行两点在师大操场结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王文就这样拿着那张纸走了。说实话，我当时其实没有把这事情想得很严重，我想当时这个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总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愿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绝食抗议之路的。然而我们毕竟是太天真了，这种拖延对话的目的，今天想起来，不正是要再次启动本已平淡且渐近尾声的学生运动吗？可惜，在我拿笔在倡议书上签名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有人说，选择这个日子是盯住了后面的戈巴契夫访华。我要说的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事，也根本没有想过这场学生运动要借外交事件来给当局施加压力。 但是事情毕竟真的摆在那里了，我和王丹都没认真商量一下，只是两人都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把绝食活动搞起来了。王丹没有等到开希，就回北大去了。我在准备走的时候，开希找到我，说让我当晚在师大三一八纪念碑前做一个演讲。就是在这个演讲上，我被许多同学问到了绝食的事情，这也是我关于绝食在师大的公开演讲。演讲结束后，王文再次找到我，让我起草一份绝食宣言，我便和他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商量宣言的事情，当时有另外一个研究生同学参加，我们经过商讨，觉得促进对话，否定四二六社论，是绝食的题中之义，但很难达到，绝食是为了施加压力，本身只是手段，所以应该考虑在达不到预期结果的情况下，如何结束绝食的问题。这在我们商讨起草的绝食宣言里，有第三条，即强烈要求罢免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加这一条，是我认为当局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是可能采取丢卒保车的做法的。如果绝食能起到罢免何东昌的结局，就应该算是胜利了。此外我还告诉王文，也许明天政府就答应对话了，绝食也就不需要真搞了。王文也同意了我的这一说法，他拿着我起草的这个宣言连夜走了。不过，五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北大和北大绝食队伍一同出发时，见到的绝食宣言不是我起草的那份，前两条都一样，只是北大的版本更简洁明了：不是动乱，必须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北大的绝食宣言里也有第三条，就是声援世经导报钦本立。我不知道这个宣言是谁起草的，文字简练让我心服。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在北航做了关于绝食的演讲后，就和绪光去了北大，见了超华大姐。超华大姐非常严肃地对我说：高联经过研究，反对搞绝食。我当时有些偏激地对超华大姐说：绝食是很多同学自愿的，不是哪个要搞的，大家之所以要绝食，就是要敦促政府立即对话，没有别的意思。政府不立即举行对话，绝食我想是避免不了的。当然，如果明天没有人回应绝食倡议，绝食也搞不起来。我还说：高联要考虑，如果绝食真的实行了，高联应该出来领导这场运动，而不是仅仅表示反对，就以为没事了。那天我和超华大姐的不愉快，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都让我有些难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天超华大姐显得特别的疲惫，而我们见面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了。我不知道超华大姐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是否能原谅我当时的偏激？ 五月十三日，我在北大看到那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对联时，曾对一朋友说：下联当改成“壮士一去定回还”为好，要不然太悲壮了。然而，这幅传统的对联，最终还是预言了这场运动。 其实仔细想一想，对于一个用枪杆子来维持的专制政权来说，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都不可能因为别人的性命，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所以，无论学生们提出甚么样的要求，只要是街头抗议，他们就不会有甚么实质性的答覆。专制集团内部的思维方式是：有了这次的开头，以后岂不是动不动就用这样那样的街头抗议来要胁了吗？所以，以为绝食能促使他们良心发现，实在是暴露了我们的无知的。九二年以后，曾听刘晓波老师对八九年运动的评价：纯粹到无知，狂妄到透明。我听了后，深以为然，并以为这应是我反思这场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 十五年后重新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自己，我还能说些甚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又是错误的。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我们的热情鼓动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知证明了我们的真诚，证明了我们的一腔热血，但是，我们的无知，也使得我们不自觉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权利斗争的牺牲品，甚至是工具。这种无知，其实在文革中已经上演过一次了，虽然，文革是独裁者公开利用青年的激情，来达到其个人打倒对手的目的。八九民运，是我们的无知固执地要维护着的运动的纯洁性，却仍然成了阴谋家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性质、过程不同，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但愿，这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全民族历史性的觉醒。

1944 年 7 月 29 日，三架美国 B-29 轰炸机迫降在苏联远东的一个机场。 机长报告华盛顿，请求把飞机和机组接回来。 斯大林扣下了飞机，放回了人。 那时候苏联自己最先进的轰炸机，航程只有 B-29 的一半，载弹量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斯大林把图波列夫叫到办公室，把一张照片推过去。 照片上是那架 B-29。 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 "造一架一模一样的。" 图波列夫问："多像？" 斯大林说："一模一样。" 图波列夫回到设计局，给手下开了一个会。 他说："我们不是在仿造，我们是在复印。" 他把那架 B-29 拖进了一个机库。 然后下令：拆。 不是粗拆，是拆到每一颗螺丝、每一根线、每一片铝皮。 每一个零件称重、编号、画图、化验金属成分。 整整 105000 个零件。 光是把它拆开，用了两个月。 工程师里有人提意见："美国人用的是英制螺纹，我们改成公制更省事。" 图波列夫说:"不改。" "美国人的铝皮是 1/16 英寸的,苏联没有这个规格。" 图波列夫说:"那就为这一架飞机,建一条 1/16 英寸的轧钢生产线。" "美国的电线绝缘材料和我们的不一样。" 图波列夫说:"也复刻。" 整个苏联工业,被一架美国飞机牵着走。 有人统计过,为了造这架飞机,苏联新建立了 900 多种工艺标准。 一个工程师在飞机后舱发现一块没用的铝板,上面有个洞。 他不知道那个洞是干什么的。 他问图波列夫:"要不要去掉?" 图波列夫说:"留着。" 后来才知道,那块铝板上的洞,是美国工人不小心钻错的。 苏联人把那个错误,一模一样地复刻了进去。 1947 年 8 月,图-4 在莫斯科红场上空飞过。 西方的观察员看见三架飞机,以为是被扣的那三架美国 B-29 飞回来表演。 直到他们看见后面跟上来的第四架、第五架、第六架。 整整一个机群。 美国人花了三亿美元、五年时间研发 B-29。 苏联人花了不到两年,造出了图-4。 更重要的是,在拆这架飞机的两年里,苏联人顺手把自己的冶金、电子、橡胶、仪表整个工业体系,拖到了 B-29 的水平。 图波列夫晚年,有学生问他,那两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没有说技术,没有说速度,没有说赶上美国。 他说了一个字: "看。" 学生不理解。 图波列夫说: "我们之前一直在造自己想象中的飞机。 拆了那架 B-29 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 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我们以为不可能的程度。 我们之前不是技术不够, 我们是不知道'好'长什么样子。"